1902年3月9日马勒和我结婚了，3 月10 日尤斯汀娜和阿诺德·罗泽也结婚了，我们在这一天动身旅游。

马勒是徒步去结婚的，穿着雨靴，天下着大雨；我的母亲、马勒的妹妹和我乘车前往。婚礼在卡尔教堂进行，在场的证人有莫尔和罗泽，就这几个人。清晨时分，当准备跪下时，马勒没有看到脚下的垫子，滑倒在石砖地面上。他个子矮，得自己站起来，再重新跪下去。我们大家都露出了微笑，牧师也笑了。之后我们六个人吃了顿饭，饭桌上话并不多，随即我们与客人告别，留下我们两人，整理行装，前往火车站。因为我们的婚礼预告是在晚上，所以教堂当晚集聚了很多看热闹的人。

在前往彼得堡的列车上，我们长出了一口气。马勒的压力一下子就消失了。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没有任何压抑感，我也不需再隐瞒我的处境了。马勒被邀前往彼得堡指挥三场音乐会，我们决定这次出游是我们蜜月之旅。遗憾的是马勒在旅途中患上了一种可怕的偏头痛症，可能是俄国车厢的过热而引发的。这是本原性中毒的一种，他毕生都受它的折磨，并成为他身患绝症的原因之一。我可怕地看到他一整天在车厢里来回跑动，像一个疯子似的，面色苍白，无力说话，哪怕只是一句话。在一个火车站，他从车厢上跳了下来，朝那些俄国人跑去说笑一番。那些俄国人头戴巨大的皮帽子和连指手套，避让开吹来的强风，可马勒不戴帽子，不穿大衣，不戴手套，在站台上上下下奔跑。零下二十度啊！

我坐在车厢里，恐惧地期待，因为我还要经常地这样期待，因为我还要经常地遭受令人如此痛苦的时刻。

马勒到了彼得堡，长了冻疮，发着烧，嘶哑，咳嗽，我不久也被传染上了。尽管如此，这三周却是令人难忘的美好。他在排练时小声说话，却能很好地被理解，精彩的演出开始了。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我听到了《爱之死》[1]。因为我总感觉到自己身体虚弱，不敢坐在大厅里，我可以站在乐队后面，能看到他的脸。这张面孔在指挥时流露出一种神圣的优美表情，它在指挥时总是高高地仰起，嘴部张开，真是无与伦比。这使我悚然感觉到并永远确切地知道了，我的使命就是：为他扫除路上所有的险恶，我仅为他而活。

马勒指挥了海顿、舒伯特、《众神的黄昏》的丧礼进行曲（它不得不重复演出）和《英雄交响曲》。在《英雄》演出结束时——我例外地在大厅里听了这场演出——我听到下面用法语交谈的一段话：“马勒总是用另外的速度，与我们习惯的不同，但是优美和新奇。”另一个说：“当然了，他为什么不这样呢？ ”若是人们在我们维也纳听到这样一种评论就好了，在维也纳每一个人都把贝多芬当成私有的，把速度当成私有的。

[1] 瓦格纳《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中的一个终场的乐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