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在那里有一位身居高位的亲戚，名字叫弗朗克。这个表亲向我们介绍彼得堡，富丽堂皇的酒店、令人惊叹的大街景像、幽静典雅的住宅区、宫殿……一种奇异的陌生。涅瓦河结冰了，河上铺了许多条有轨车道。近晚时分，沿着整条大河活跃的滑冰场景开始了。优美的技艺、时尚、欢乐、奢华在主宰一切。

发生了几次这样的事情，在排练时有一些乐团的成员不在了，马勒问及这个问题时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可能被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在人民大众中宗教的虔诚是令人感动的，现在人们试图把这种虔诚从人民中间驱逐出来。我们总是乘着套有三匹马的矮小雪橇，起初我们不知道，在这个季节没有一个俄国人乘敞开的三匹马的雪橇。后来，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可我们依然乘它出行，因为我们非常喜欢。一天晚上，我们又在砭骨严寒中出游，路经喀山。这时车夫停了下来，从驾驶座走下，匍匐在积雪中间，根本不理睬我们。他在祈祷，我们被完全冻僵了，他已经变成一堆雪，人都看不见了。这时他平静地站起来，没作任何解释，继续行路。我们在彼得堡与一些大型的社交聚会有很多的接触。每当我感到不适时，我就请马勒一个人单独外出活动。可在音乐会上我却无法避免被介绍给在场的人。我与一些公侯们交谈，觉得他们比我们的贵族更为精明、更为可亲。谈话是用法语进行的。此外我们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说的与我们没有多大相关，跟在我们那里完全一样。

在另一些人当中，我们认识了一位上了年纪、长得漂亮但患有癔病的女贵族。多年以后，当马勒一个人在俄罗斯时，她请求他到她那里，她已感到濒临死亡，她从他那里得到有关彼岸的情况，因为他在他的《第二交响曲》中谈了许多彼岸的事情。马勒并没有像她所想的那样，“很好地传达了彼岸的信息”，在离开时他确切感觉到，她为此而感到伤心。他在给我的一封信里描述了这个场面。

特别令我们诧异的是，几乎没有人知道陀斯妥耶夫斯基，面对马勒有关这位伟大作家的询问，他们都皱皱鼻子。

在剧院里，我们除了看过《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一场很好的演出之外，别无其他，因为基督降临节（圣诞节）期间所有剧院都关闭。我们看到的演出是一次慈善义演，因此允许进场。这是一场有很高艺术水平的演出。

在返回维也纳的旅途中间，我们在华沙经历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身上除了一张支付指挥酬劳的支票之外没有现钱，可我们想参观华沙。我们登上了一辆饭店的车辆进了城里。因为还一直处在降临节期间，商店都关门歇业。我们到了一家灯光通明的旅馆门前，考虑着我们身上还剩下的五个卢布会有点用处，于是告诉门房，我们晚些时候再回来。我们到阴暗的大街上继续漫步。街上空无一人！我们隐约地感觉到有些不妥，因为突然间一个从暗处出来的人跟上了我们。这位先生披了个斗篷，他朝我们耳语，说有夜间酒吧和供人消遣取乐的地方，但我们很快就跑开了。这个黑影人紧盯不舍，跟上我们，把我们逼进一条昏黑的小巷；可我们摆脱掉了，跳进驶过来的一辆小型的空车，把我们拉到火车站，它像一个救人的避难所一样用它的灯光接待了我们。我们坐在那里吃了鸡蛋，觉得安全了。我把剩下的五个卢布送给了一个穷苦的犹太老人，他在那儿出售火柴。马勒认同我的这种姿态，为此感到高兴。在这个穷苦的犹太老人身上我学到了许多，我有许多地方要向整个犹太民族告罪——在这个时刻我理解了以色列人承受的全部重负和全部苦难。

在温暖的车厢里我在我的小钱包的夹层间还找到一枚金币，如果我们能及时找到它的话，我们这次在华沙的逗留本可以变得更美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