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年初在分离派大厅举办了霍德勒和阿米特[1] 的一个集体展览会。

费迪南·霍德勒长得像一棵树，粗鲁，大块头。对他来说，没有一个女人不被他拥抱过。既没有开场白也没有结束语。当然在

�.B.Z. [2] 那里他会挨到一记响亮的耳光。在一次演出《特里斯坦》时—— 这是他生平中第一次听到这部作品——他坐在我的包厢里。他极不愉快地在第三幕中间站起来走了：“第二幕中的那场漂亮的接吻，倒是还使我感到满意，但现在拖得这么长的死亡，那还是让一个人忍受吧！” 他在每一个瞬间都会有另一个念头，来使女人们激动起来。一次在一个友好的夫人那儿举行一次小型的早餐会，餐后他作了这样的安排：用一把米尺量出小腿的长度，其结果是以一连串接吻作为结束。

他也到我们家来。根据他的要求我把我的漂亮孩子抱在怀里。“停住别动，”他喊道，“不要动！我就这样画您！ ”他不断地发出啧啧称赞的呼叫声。但当我做出这种姿势时，马勒并不喜欢。他越来越感到不悦，并尽可能制止这一类的交往。

胡戈·沃尔夫的《市长》2 月12 日在维也纳举行首演，马勒亲自排练，亲自指挥，罗勒制作布景。沃尔夫在疯人院待了很长时间了。这次演出是歌剧院和马勒的一个光荣的义务。整个晚上气氛凝重—— 一个降半旗的晚上——但是效果并不强烈，连续不断的优美歌曲并不能就算是一部戏剧作品。剧作者和胡戈·沃尔夫的长年女友罗莎·玛依雷德尔的包厢变成了花丛。在第一幕结束之后马勒走到她那里。但一切都已太迟了，这无法再使一个疯人高兴起来，无法再使一个精神死人复活过来。我从马勒的嘴里知道了他与沃尔夫的友谊和友谊的结束。我按照马勒讲给我那样，把这一切都讲出来——

马勒与沃尔夫的友谊可追溯到两个人的青年时代。在他们穷困时他俩与第三个人—— 名叫克尔齐扎诺夫斯基——共同租了一间房间，在那里住了一两个月。他们三个人都是音乐家，三个人都对喧闹声十分敏感。每当三人中的一个人工作时，其他两个人不得不整夜地散步。有一次马勒为了竞赛要在夜里谱一个四重奏的乐章，其他两个人就得在街巷里游荡了。他们睡在环形大街的凳子上。马勒给人上课。沃尔夫没有课或只有很少几个学生、几堂课。每当他们没有钱时，他们中间总是有一个人去解除自己的教学合同。具体的做法是这样：先去按门铃，说，他被迫动身出行，请为已授过的功课付费。这样，一个人总是会突然就有很多钱，够大家一两顿午餐的费用。当然，这样做就永远失去了学生。

马勒并非出自一个贫穷之家，而是出自一个可怕的小市民和狭隘之家。他在音乐学院学习期间—— 这也是他与沃尔夫成为好友的时候——经常得到双亲从伊格劳送来的食品匣子，但很快就被其他人吃光。有一次在这样一个匣子里有一件圣诞礼物：一件绿色大衣，这是父亲为他长个头而买的。这件大衣是那么长，马勒穿上它就拖地。他穿上走到街上时，会引起某种注意，这使他感到不怎么自在。当他的朋友们告诉他是为什么时，他就再不去穿这件大衣了，身材高大的克尔齐扎诺夫斯基立刻就成为幸运的继承人了。

[1] F.霍德勒（1853—1961），C.阿米特（1868—1961）：均为瑞士画家。

[2] 指策姆林斯基的前妻贝尔塔·策姆林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