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评估手段对改善人类状况的意义让我震惊，”比尔·盖茨写道，“如果你树立清晰的目标，制定有助于实现目标的评估方法，你就可以获得难以置信的进步……这似乎是基本的道理，但令人吃惊的是，人们经常做不到这一点，或者很难正确执行。”他对获得进步的方法的叙述是对的，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在预测时很少这么做。即使第一步—树立清晰的目标—如此简单，也没有人去做。

你也许认为预测的目的是准确预见未来，可是这通常不是目的，至少不是唯一目的。有时预测是为了娱乐大众。想想CNBC的吉姆·克莱姆（Jim Cramer）和他招牌式的滑稽感叹词“booyah”，再想想《迈克劳林五人组》（The McLaughlin Group）这个节目的主持人约翰·迈克劳林（John McLaughlin），他咆哮着要组员们“用0~10之间的某个值”来给某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打分，“0代表毫无可能，而10代表完全的、必然的确定性”。有时，预测被用于引出政治议题，激励人们付诸行动，例如社会活动人士警告我们，除非我们改变方式，否则危险就会迫近，此时他们希望预测能发挥作用。还有画大饼式的预测，这是银行的做法。它们付给知名评论员一笔钱，让其向富有的客户描述2050年的全球经济。有些预测是用来抚慰心灵的，做预测的人向受众保证，他们的信念是正确的，未来将如预期的那样到来。这类预测能够吸引铁杆支持者，让他们的思想享受热水澡。

大家很少认识到目标混乱的问题，因此评估和改进这两个阶段的工作还难以开始。情况一团糟糕，而且看起来没有好转的迹象。

然而，这种停滞不前的现象正是我成为“乐观”的怀疑论者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知道，人们有如此多的事物需要预测，政治、经济、财政、商业、技术、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的。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情况下，可预测性确实存在。可是，还有许多事物是我们不知道的。对科学家来说，未知事物令人兴奋，因为它提供了探索的机会。未知的程度越深，机会就越大。在如此多的预测领域，待完善之处多得令人吃惊，得益于此，科学家将拥有巨大的机会。要抓住这些机会，我们只需做到：一是树立一个清晰的目标，即准确性；二是制定严格的评估方法。

我的职业生涯有很大一部分时间被投入到这样的事情中。那项关于“掷飞镖的黑猩猩”的研究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始于2011年夏天，当时我的研究（还有生活）伴侣芭芭拉·梅勒斯（Barbara Mellers）和我发起了“精准预测项目”（Good Judgment Project），邀请志愿者报名参加，对未来进行预测。比尔·弗莱克接受了我们的邀请。除了他，第一年还有2000人参加，在随后的4年里，成千上万的人加入这个计划。累计超过两万的求知欲强烈的非专业人士试图弄清楚在俄罗斯发生的抗议是否会扩散，金价是否会暴跌，日经指数是否会突破9500点，朝鲜半岛是否会爆发战争，还有其他许多问题，都是与复杂的充满挑战性的全球性问题有关的。通过改变试验条件，我们可以判断哪些因素有利于改进预测，在多大程度上改进，在哪种时间框架内效果最好。我们还可以知道，如果将某些最好的预测组合在一起，取长补短，能产生多么出色的预测。组合最佳预测，听起来很简单，实则不然。这是一个要求极其严格的项目，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跨专业团队以他们的天赋和辛勤工作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