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几千年来渗透到每个国民灵魂中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压在人们身上的腐朽、虚伪的封建家族制度，沉重地压制着人的灵魂，束缚着人的自由。因此，要唤醒国民的灵魂，就不能不猛烈地轰击根深蒂固的家族制度，批判封建伦理道德。陈独秀云：“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为此吴虞专门写了《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因而荣获“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称号。鲁迅更是写出了震动全国的《狂人日记》，集中火力批判封建家族制度和吃人的旧礼教，为中国新文化建立了第一块丰碑。

在批判封建家族制度和吃人的旧礼教的时候，人们不能不把眼光转向被压在家族制度最底层的妇女。她们身受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四条锁链的捆缚，比一般受压迫的男子的命运更悲惨。她们只是非“人”的男子的奴隶和傀儡。因而妇女解放的问题自然而然地成了启蒙思想家们注意的重点。《新青年》登了半年广告，征集关于“女子问题”的议论，出现了一批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文章。有人专门著文介绍欧洲女子解放的历史途径，以期对中国妇女的解放有所启示：“既获经济之独立，然后能脱历史传来之羁绊”，“今乃诲以世界山川之形势，诏以国民之权利义务，眼界既开，知识斯长。藩篱一破，女子遂登社会之大舞台矣！”这些主张虽然未能指出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但在当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为妇女解放运动造成了一种声势。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易卜生的戏剧被郑重地翻译了过来，就像一束干柴遇着了火花一样，在中国的大地上燃起了一团熊熊的烈火。

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五日《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其中包括《娜拉》全剧和《国民公敌》（即《人民公敌》）、《小爱尔夫》的选幕，并且刊载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袁振英的《易卜生传》。易卜生一举而成为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的楷模，《娜拉》一剧更是风靡全国。那时娜拉不仅是中国妇女解放的良师益友，也成了一般人们心目中反封建的象征。“当娜拉之宣布独立，脱离此玩偶之家庭，开女界广大生机，为革命之天使，为社会之警钟；本其天真烂漫之机能，以打破名分之羁绊，得纯粹之自由，正当之交际，男女之爱情，庶几维系于永久，且能真挚，……易氏此剧真是为现代社会之当头一棒，为将来社会之先导也。”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娜拉竟是“革命之天使”，“社会之警钟”，还是“将来社会之先导”，娜拉简直成为英雄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