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戏剧在中国的不同命运，这对于加深理解中国人民是如何欣赏、借鉴外来文化是很有帮助的。在世界文学史上，莎士比亚可以说是比易卜生声誉更高的戏剧家，莎士比亚也比易卜生更早地被介绍到中国来。远从一八五六年起，我国就有许多人用各种不同的译名介绍过莎士比亚。一九〇三年达文社发行了根据兰姆姐弟《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译编的《澥外奇谭》，包括十个故事。一九〇四年林纾、魏易把《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用文言文全部译出，题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一九二一年田汉译了《哈孟雷特》，发表在当年出版的《少年中国》杂志上，并于一九二二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后，莎士比亚的剧作陆续地被译介过来。到四十年代，由于曹末风、朱生豪等翻译家的辛勤劳动，莎士比亚戏剧绝大部分有了中译本。解放后，我国先是于一九五四年出版了包括三十一个剧本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一九七八年又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几十年来，莎士比亚高超的戏剧艺术受到人们异口同声的赞颂，但就其对中国思想界、戏剧界的影响来说，莎士比亚却远远比不上易卜生。中国不曾出现过狂热地迷上莎士比亚的热潮。莎士比亚在中国人民的眼里，似乎只是超然于思想斗争之外的戏剧家。易卜生则不同，中国人民首先把他当作思想家，其次才把他当作戏剧家。鲁迅在一九〇七年把易卜生介绍给中国人民时，其着眼点显然是在他的剧作的思想价值。后来茅盾主张有选择地介绍西洋文学，提出与其介绍《群鬼》，不如介绍《少年团》（即《青年同盟》），因为“中国现在正是老年思想与青年思想冲突的时代，young generation 和old generation 争战决胜的时代。”《青年同盟》是易卜生的一部现实主义的政治讽刺剧，剧中的主人公史丹斯戈虽自称是代表青年利益的急进派，实际上却是一个政治骗子。他那猛烈抨击保守党的讲演曾打动了不少青年人的心。也许当时茅盾对此剧的理解有片面之处，但他所提出的译介原则显然也是着眼于易卜生剧作的思想价值和它同中国社会革命的直接联系。直到一九二八年才有人提出：“他（指易卜生）固然一方面是思想家（这是不能否认的），但他之所以被人认为思想家的，正因为他有精高的艺术天才……”“近年来我国介绍易卜生的很多，同时专把他当做一个思想家的，也正不少。我们固然需要思想，但也需要艺术。”此后，虽也出现了一批从艺术上借鉴学习易卜生的成功的剧作，如曹禺的《雷雨》等，但从整体来说，作为思想家的易卜生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始终超过作为戏剧家的易卜生。

一九二二年洪深留美归国，同船的蔡廷干先生问他：“你从事戏剧的目的是什么？还是想做一个红戏子，还是想做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洪深答道：“我都不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愿做一个易卜生。”“做一个易卜生”就意味着做一个像易卜生那样与黑暗社会作坚决斗争的文艺斗士。洪深的这种选择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符合当时中国人民谋求自由解放的时代要求，因而是完全合理的。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才能懂得为什么易卜生在中国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才有准确地把握娜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五四”以前易卜生的戏剧在中国激不起波澜，广大群众对鲁迅的介绍、春柳社的演出反应冷淡，而《新青年·易卜生专号》一出，易卜生立即遐迩闻名，娜拉亦即风行全国，成为思想解放、妇女解放的楷模。显然仅从艺术本身寻求答案是不行的，只有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及由此而引起的政治思潮、社会心理的转换才能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