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世纪以来，鲁迅刻画的阿Q一直作为愚昧的中国国民性的漫画形象被世人耻笑和责骂。出于当时家国危殆的形势，出于对社会的励精图治和个人把握自身命运的必然要求，鲁迅的嘲讽有值得记取的深刻的道理。然而就人类存在终极处境而言，精神胜利法并非就一无是处。如果我们不懈地改良着的社会总是注定存在着某种不合理的因素，如果勇猛精进的人生总是避免不了挫折和苦难，如果人生不如意事十有二三，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不失为慰藉心灵的一剂解药。倘若一个人总是整日价惦念着社会负于我的无穷无尽的问题，总是跟时代和个人生存的有限性过不去，这难道不是一种精神障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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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三种形式的革命，一种是革自然之命，所谓工业革命、技术革命是也；一种是革社会和他人之命，所谓农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是也；还有一种是革自己之命，即改造人自身的心性，使之净化和升华，变得宽柔慈爱，清明透彻，法喜充满，成为一片敞亮的福地。前两种革命是外在的革命，后一种革命是内在的、也是更为深刻的革命，即所谓灵魂深处的革命。两种不同的革命方向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源泉。迄今为止，外在革命已经取得相当卓著的成果，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恩惠，而且推进的势头堪称波澜壮阔，但内在的革命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以至于葡萄牙人费尔南多·佩索阿把外在的革命视为是人们对内在革命的一种逃避，他说：“革命者和改良者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他们缺乏力量来主宰和改变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是他们的一切，或者缺乏力量来主宰和改变他们自己的生命存在——这几乎是他们的一切。他们逃避到改变他人和改变外部世界的向往中去。革命和改良都是一种逃避。征伐就是一个人没有能力与自己搏斗的证明，改良就是一个人完全无助的证明。如果一个人真正敏感而且有正确的理由，感到要关切世界的邪恶和非义，那么他自然要在这些东西最先显现并且最接近根源的地方，来寻求对它们的纠正，他将要发现，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这个纠正的任务将耗尽他整整一生的时光。”（《惶然录》290页）葡萄牙人的话绝非危言哗众，人本性中存在的问题绝不比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更少、更容易解决，人对自身的伤害绝不比社会对人的伤害更轻、更容易避免。如果没有灵魂深处的革命发生，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彻底解决人的出路，不管它来得多么猛烈。就一个人的生活而言，与其把幸福的希望寄托于境遇无常的侥幸，不如将它安放于自己须臾不离的心性之中。调伏自己混乱不堪的心，与改天换地、迁移外在的处境同样紧要，因为，人可以逃离许多不适合自己生存的境遇，却不能从自己的心性这里迁移出去。而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境遇，人最终活的是一种精神意趣，一旦失去了自在的心境，任何东西都慰藉不了人的感情。在外与事物处好的人，可以有一时一地的快乐；在内跟自己处好的人，则可以有永久的自在；而在内总跟自己处不好的人，在任何境地里都不可能得到安宁。费尔南多·佩索阿并不见得是一个幸福的人，但他要求人们从看不见的隐秘的根部来修改自己生活的意见却值得听取。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一心扑在外在事物的攫取之上，而忽视了自己的心灵境界，在许多不良观念的挑逗下，人们无节制地放纵情欲以追逐那些自己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而在这种汹涌澎湃的潮流中，任何指向自我的革命意图都被视为是懦弱和窝囊的表现，视为是对人性的压抑和伤害，而加以嘲弄和抗拒。在现代社会中，很难有人像古代的贤圣那样在宁静致远的境地里去感通隐蔽在内心的奥秘，承接天地之间的浩荡恩情，认清自己最根本的需要。对于很多人来讲，生命这份礼物还没有充分地打开。面对自己，总是比面对周围事物更让人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