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拉克不知说出了多少人的心声：“上帝的世界是经过七层铅封的世界，非凡人智力所能理解。我不想变成上帝，我是凡人，只要凡人的幸福！”而《十日谈》的作者津津有味地向垂涎三尺的人们讲述的，正是这种凡人的幸福，他们对肉体这块香芋偷偷摸摸兴致勃勃地消费。在这场运动中，人从神那里要回了自己的主体性，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等领域展示了绚烂的才情，并且赦免原罪枷锁里萎缩的肉体，使之成为人性正当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一种福祉。人性中无法升华的能量，也只能通过发泄来清空，不然就会沉积成为垃圾阻塞生机的通畅。

文艺复兴运动可以描述成对中世纪神学统治的反动，也可以被理解为对希腊以来意识形态对人性认识片面性的纠偏与补充。希腊时代人们考虑的是如何使人摆脱动物界的蒙昧与野蛮，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人也是动物的一种，也有与动物相近乃至相同的属性。这种偏颇演绎至中世纪达到极端，与动物相近的肉体属性成了人赎不完的罪孽，成了一种有毒的食物，基本上丧失了道德上的合法性。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考虑的是如何挣脱神的意志，他们更多是强调人身体的自然属性，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人超越禽兽的高尚的精神维度。由于不能同时全然、完整地把握与领受人性的内涵，人们总是顾此失彼，在扩张某一个方面属性的同时，贬抑另一个方面的属性，然后又反过来贬抑曾经被扩张的那一个方面。总之是以一种偏颇来纠正另一种偏颇，始终在纠偏的路上来回奔忙，进入不了兼容并蓄的中庸之道。

文艺复兴运动对人肉体属性的赞美和对个性自由的高扬，在释放正面能量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物欲横流的污秽和个性张扬对社会秩序的危害，负面效应很快就暴露出来。因此，正如白璧德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孤行专断和自我放纵增加了，似乎成为真正的社会存在的一个威胁；因此社会便反对个人，扩张时期之后跟着就是集中时期。……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后期文艺复兴的主要趋势抛弃的那种支持自由扩张的人文主义，转向了纪律与选择程度最高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全盘反思》三联书店，2006，第9页）如何整合自由个体之间的欲望以及随欲望而来的利益关系，成为一个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政治问题。

经过从一个片面到另一个片面的反动与转向，西方人文主义大体完成了对人性的不断勘测。所谓人性，其实已经被划定在一个并不开阔的特定区位里，它的高度已经封顶，隔断了神圣的维度，它的低处与动物相重叠，它包含有肉体的感性与精神的理性，它是以自由个体为单位的，然后才组成群体的社会。伴随着神性的退落，人文主义成为一种汹涌的世俗化潮流。

启蒙运动时期，虽然出现过歌德、席勒和后来的阿诺德等高贵的艺术家，自觉承接希腊时代关于人性进化的古典人文传统，“他们都对思想塑造生活的力量和个人自我修养的能力有着共同的信仰，认为个人可以修养到自己的内心冲突得到克服而与同胞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程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151页）。生活在十九世纪的阿诺德指出：文化应当“把人对完美追求放在自己变成什么上，而不是拥有什么上，放在思想和精神的内在状况上，而不是外在的环境上……放在有别于自己兽性的我们人性本身的发展和优势上……放在扩大那些使得人性成为特殊的尊严、财富和幸福的思想和感情上”（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169页）。他们被认为是一种新的人文主义，但这种新人文主义对人性的造化止于美育（类似中国的“诗教”）的层面，并没有超出古希腊的发明。尽管如此，他们还被认为是只顾自己而不关心社会政治的人而备受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