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这个时期，除了对人的主体性进行哲学阐释之外，人文主义更多是转向人权的方面，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成为一种“外学”，在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的旗帜下，对人类社会的制度设计做出了值得赞叹的贡献，但对人性的探测不再有新的发现。人本与神本、物本之间，乃至人本与人本之间始终存在某种对立与紧张。自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人文精神的主流基本上处于水往低处流的态势，在这个过程中引领潮流的一些人物，如拉伯雷、卢梭、培根等，其人格品质乏善可陈，甚至可以说卑鄙无耻，与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他们不能相提并论。他们成为记录这个时期人性堕落的标本。

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上，尼采是一个异数，他既嫉恶神学控制下人类丧失尊严的奴性，又对上帝死亡、诸神逃亡之后回归大地尘土的世俗人生充满蔑视，认为这是“市场上苍蝇”下贱的营生，遂产生了超越人性的强烈愿望，提出了超人的理念。他的超人是以权力意志武装起来的新的人类，企图超越原有道德判断的羁绊，达到善与恶的彼岸，成为世界的立法者。在西方人文主义不断向下走向流俗的时代，尼采提出了高标绝俗的人性诉求，表达了不甘沉沦的激情，但他的超越不是内在的超越，而是向外的超越。和众多主张外在超越的人一样，他以强弱原则来取代道德原则，睥睨群氓，缺少宽厚的同情与悲悯。他的思想还是回到了以一种极端来纠正另一种极端的理路上来，其高亢而激越的声音给社会带来了一种十分不祥的暗示。

二十世纪中期之后，后现代的人文主义者，在剔除尼采人性超越的指向之后，从他那里借来了权力意志，既解构了历史，也解构了人性。在这种图景中，人性的问题变成了身体的问题，而道德包括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等启蒙话语则成了权力博弈的精明谋略。身体与身体之间微妙的权力关系几乎就是社会生活的全部真相。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亡不到一百年，他们就发布了人死亡的讣告，不过这个死亡是指人作为一个主体被分解，成为各种力量的交集，与上帝之死并非一回事，与人性超越也不可同日而语。

纵观自希腊以来西方两千多年的人文历史，基本上处于从一个片面向另一个片面的纠偏过程中，由此产生了多种形态的人文主义，却没有循着人性开展、提升和完善的方向，形成一个将人性的丰富内涵和可能性贯通起来的完整体系，以至于对人文主义下个定义都有些困难。《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作者布洛克做出了这样的归纳：“人文主义传统的最重要和始终不变的特点有三：第一，神学观点把人看成是神的秩序的一部分，科学观点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两者都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而与此相反，人文主义集中焦点在人身上，从人的经验开始；第二，每个人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上都是有价值的——我们仍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叫作人的尊严——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这一尊重的基础是人的潜在能力，这些能力一旦释放出来，就能使人有一定程度的选择和意志自由，可以改变方向，进行创新，从而打开改善自己和人类命运的可能性；第三，人文主义始终对思想十分重视，它一方面认为，思想不能孤立于它们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来形成和加以理解，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它们简单地归结为替个人经济利益或阶级利益或性的方面或其他方面的本能冲动作辩解”（参见该书第四章）。如此说来，从人的立场、立足于人的经验来看待世界，尊重人存在的权利与价值，让人有自由思想和发挥自身潜力的空间，这就是西方人文主义的基本要义。它没有揭示人性次第开展和驰骋的辽阔领域，只是在尊重自由的政治前提下，留下个体选择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