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2月15日，中国传统的新年春节来临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过春节，也是第一次在外过春节。这年的春节前，二伯母和晓婷姨回河南老家了。只有二伯和站伟哥、红英姐三个人在家。表哥站敏在部队和炊事班的战士们过，我在城里一个人守在食堂里。

往年春节在家时，从腊月二十三就开始准备过年的吃的用的了。买年货、蒸馒头、炸油货、包饺子，扫房子、贴对联，放鞭炮。到了大年三十，几个同学还能凑在一块看看春节晚会。初二开始到长辈家里拜年，一直过到正月十五，年才基本上算过完了。

这一年的春节过得简单而又无聊。事前我从亚运超市买了几袋素饺子，放在了食堂的冰柜里，又从烟花批发部买来了烟花，只等春节那天放。

年三十下午那天，既是中国传统的除夕，又是西方的情人节。大街上既有拿着大红气球在街上玩耍的孩童，也有手持玫瑰花痴迷地闻着花香在街上漫步的少女，总之，各有各的乐道，各有各的享受。我到场里洗澡，小李子们正在包饺子，要我晚上过去吃，我拒绝了，晚上我要值班。

晚上，食堂大院里万家灯火，院里新换的路灯把大院照的一片通明。我无聊地煮了半斤饺子吃完，到宿舍里看书。

约莫八点多，春节晚会开始了。院里的住户都把电视机的音量开得大大的，在宿舍里听的清清楚楚。

以往在老家，尽管我朋友不多，家里也没有电视机，但春节晚会是必看的，几个同学家里有，可以一边聊天，一边喝酒，一边看晚会。而到北京的第一个春节，竟要一个人度过。

忽然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院里住的老刘家的孩子刘旭。他一脸天真的问我，“叔叔，你不喜欢看春节晚会吗？”

刘旭才七八岁，刚上小学。平时在院里见到我总打招呼。我也很喜欢他。我有点凄楚地笑笑，“小旭过年好啊，叔叔在屋里看书，你赶快回家吧，要不爸妈找不到你会着急的。”

刘旭冲我笑笑说，“没事的，叔叔，就是我爸妈让我来叫你到我们家看电视的。”

我一再谢绝他的好意，谁知刘旭的爸爸从屋里出来了。我们住的距离只有十来米远。老刘很真诚地叫我，“来吧，老弟，家里没有外人，就我和你嫂子，刘旭三个人。”

我无法再推脱。随着刘旭到了他们家。晚会正演的热闹。刘旭的妈妈端来了瓜子、葡萄干，还倒了一杯热茶。并要去给我煮饺子。

我接过热茶，顿时一股暖流涌遍全身，连忙告诉她我已经吃过饭了，谢绝了刘大嫂的好意。

晚会看到十点多，我看到刘旭已经在打瞌睡了，小孩子玩了一天累了。为了不打扰老刘家一家人休息，我也借口累了，起身告辞。

刘大嫂极力挽留，“没事，小孩子家睡就让他睡吧，我们接着看电视吧，好节目都在后头呢。”

我执意要走，刘大嫂端着果盘非让我再抓两把瓜子。老刘嘱咐我，“老弟，明个儿可别再做饭了，早上咱们一块吃。”

我知道是老刘家两口子客气。我一个外地在京的打工仔，跟人家不沾亲不带故的，麻烦人家干什么？

第二天，我被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惊醒，忙起床拿出鞭炮到院里放。天还没有完全放亮，院里笼罩在鞭炮的烟雾中。一股股刺鼻的火药味熏得人们捂着鼻子。

朦胧中，老刘也带着儿子刘旭在那放烟火。他们父子起得还挺早。

天一直到八点多才明，初一还是阴天，没有太阳，春节看上去没有一点的生气，倒是各家各户门前贴着的红对联和大街上驶过的汽车上贴着的“行万里路”红吉祥贴，以及人们穿着花花绿绿的新衣，无不昭示着真正意义上新的一年的开始。

到检测场不到一个月，还没有发工资。父亲回老家前给我留了几十元，伯父送我到检测场时也给我留了几十元，加在一起还有九十多元。

上午，我到场门口的小卖部用十六块五买了两瓶双沟酒，准备第二天到伯父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