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14和15世纪的慈善团体被局限于救济那些值得帮助或所谓的“羞涩”的穷人（poverivergognosi），而不是救助所有种类的穷人。老人、遗孀和孤儿，或者病人都是特别合适的救济对象，然而其他一些群体却不是。街头乞丐、流浪汉和“害怕工作的人”都是被15世纪理论家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谴责的对象，他在《论建筑》中写道：

意大利的一些王公贵族已经禁止在城市中存在任何像下面这样的人：那些衣衫褴褛的流浪者，严禁他们挨家挨户地乞讨；他们一进到城市就会被警告，只要超过三天不工作他们就会被赶出城市，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残疾到不能为社会作出某种形式的贡献，甚至一个瞎子也有用，他可以被雇来制作绳子。

在阿尔贝蒂的理想世界中，每个人将各活所活，各得其所。这种社会等级的概念也在另一个同等复杂的资料中得到表达，这一资料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对待所有权和展示财富的态度。这就是禁止挥霍浪费的法令，法令由城市的行政长官颁布，或者属于民法内容的一部分，或者作为政府为了控制浪费、维持性别及社会差异而开展的运动的一部分。与人文主义者的论述不同，这项法律能被广泛宣扬并且强制实施。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禁止浪费的法律属于民法范畴，由公告传报员正式宣告，并且由专门的地方行政官进行监督。这项法规限制了婚宴上的菜肴数量，并且禁止或限制送给新娘和新郎礼物，还规定了妇女所戴戒指的数量（与已婚妇女相比，未结婚的姑娘被允许戴更多的戒指）、领口的细节设计、纽扣的数量，或者长裙的长度。法规还规定了妓女应该穿的衣服，并威胁她们如果违反这些规则，就会遭到公开的鞭打。

从13世纪到16世纪都能发现这些禁止奢侈浪费的法律实例，这些法规与其被解读为起实际作用的律法，不如被视为那些引起混乱和担忧的活动、行为及服饰穿着的存在证据。例如，在威尼斯，尽管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但是大议会一直在试图任命一个专门的地方行政官员，来控制人们在穿着和仪式方面的过分行为。为了鼓励检举，大议会陈列了一些盒子，秘密的告发可以被放进这些盒子里，并且通过给予告密者一定比例的罚金来作为鼓励。但是，在1512年，即使在坐牢的威胁之下，仍能发现有侍者和厨师被雇用，并且允许威尼斯官员巡视正在进行中的宴会。这些仆人并未“像某些蛮横之人所做的那样，通过向官员头上扔面包或橙子来防碍他们……”。

这类法规中所珍视的道德重点是被强力提倡的，特别是在意大利的共和国中更是如此。佛罗伦萨“管理女性饰品的官员”会被委派到街上巡逻，去寻找那些违背了这些规则的女人，他们：

将会制止一些女人野蛮且无法抑制的兽性，她们对自己本性中的弱点毫不警觉，同时也忘记了她们属于自己的丈夫，还将她们的乖谬转化成一种堕落的、恶魔般的本性，用甜如蜜汁般的毒药强迫她们的丈夫任其摆布。这些女人已经忘记了她们的责任是孕育丈夫种在自己体内的孩子，以便使孩子出生；她们就像小小的袋子，里面装着丈夫种植的天然种子。她们也已经忘记了，用昂贵的饰品来装点自己并不符合她们的本性，因为当她们的男人因承担不起这样的花费而避免结婚时，这些男人就无法履行自己的天性。所以女人是用来补足这个自由城市的人口，并在婚姻中保持贞洁的；她们不是用来在金银和宝石这些饰品上花钱的。

相比于这样激烈的言辞，正如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艺术其实根本构不成一个问题。激起最大程度关注的财富不是绘画或雕像，而是那些由男人和女人花费了多得多的钱财而获得的东西，比如衣服和珠宝，以及他们所组织的像婚礼这种短暂的仪式和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