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间，“新人文论”丛书先后出版了以下十七种：吴亮《文学的选择》、程德培《小说家的世界》、许子东《郁达夫新论》（增订版收入丛书）、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周政保《小说与诗的艺术》、刘纳《论“五四”新文学》、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南帆《理解与感悟》、赵园《论小说十家》、李黎《诗与美》、蔡翔《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王富仁《先驱者的形象》、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殷国明《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蓝棣之《正统的与异端的》、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李劼《个性·自我·创造》。本来计划中还有陈思和一种，后来因故搁浅，一直是我们十分遗憾的事情。

概而言之，这套丛书是八十年代初开始活跃于文坛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的一次集体亮相，映照着三十年前文学观念嬗变的思想大潮。我们至今认为，近世以来在中国人撰写的文论著作和批评文章中，此前尚未有过这样的精神视野和理论探索之勇气。因而，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文艺学研究，对于当代创作乃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研究，都有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愈显其原创文本的经典性。

现在看来，这套丛书也许尚有某些不足，当时作为“新人”的作者大多处于学术起步阶段，日后他们对自己的学术观点乃至整个研究路径可能有过重大调整，甚至亦难免“悔其少作”的自谦心态。然而，已经成为文学史记忆中的这套丛书，如今仍然以其原初的文学理想昭示着可贵的探索精神。三十年过去了，当日的种种话题有些已经成为理论共识，有些则布下了日后形成学术歧见的“草蛇灰线”。当文学乃至人文精神式微之后，重读当年“新人”之作，自有“温故而知新”的精神感悟。我们认为，“新人文论”之重要性大抵可归纳为这样三点：

一、首先是理论突破性。丛书作者突破了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思想禁锢，关注人性和人的精神世界，确立了文学的主体价值。在努力探寻艺术规律的同时，引入其他人文学科理论因子，改变了以往文学批评的单一话语方式，并将研究目光导向文化/文明范畴。

二、新一代评论家和研究者的成功崛起，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在文学领域的标志性事件。这个新的群体势必带来一种多元化局面，打破了长期以来科层化的文艺研究部门的政策性垄断。这些作者将个性化思维代入五四新文学以来累积的问题意识，亦改变了旧有的创作研究格局，昭示着体制性文艺学开始走向瓦解。

三、印证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风气。这套丛书有十三种是作者出版的第一本书（仅王富仁、赵园、王晓明、李劼四种为作者第二本书）。经历了三十年岁月磨砺，当初的“新人”如今绝大多数成为国内评论界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其实，绝非编辑者有多么高明的人才眼光和学术前瞻性，八十年代绝对不像现在这样崇拜权威与名家，那是人文领域难得的容纳创造性思维的年代。

鉴于上述认识，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新出版“新人文论”丛书，不仅是一种纪念，亦是为着赓续三十年前的创造——三十年前的一九八四年，难道不是仍给我们留着思想的门缝？一九八四，在乔治·奥威尔的书写中是思想禁锢的标识，而在我们的记忆中却是某种自由叙事的开端。

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与技术原因，这次再版未能联系到初版十七种的全部作者，其中周政保、李黎、李劼三种只能暂付阙如。另外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原先因故未出的陈思和一种，终于能够得以补入。因而，这次再版的“新人文论”丛书是十五种。再版的各书除个别有所增补之外，我们只订正了文字舛误，另外由作者本人加写了一篇再版后记，其他一概按初版原貌刊印。

丛书再版得到十五位作者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热忱支持，以使我们的想法再度得以实施，所以在此附记一笔，以申谢悃。其他要感谢的人士很多，不能一一具述。

二〇一四年九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