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忍受不了凌乱，不断挪移家具。跟他们一样，巴尔特素喜打破无序状态。这是一种既没有什么了不起，又足具颠覆性的举动，它能够解释对巴尔特的指控的两层含义:（1）不颠覆任何东西(“什么都没有打破”之说)；（2）把一切搞得乱七八糟［来源于一个想象域（imaginaire），即把意义当成一张不停翻动的煎饼，把作品当成所指的圣蜡节］。

这个目标和这种眼光并非在巴尔特的晚期文本里才出现，既不在《罗兰·巴尔特自述》里，也不在《文本的快乐》里；要确定它们完整而无须粉饰的形成时间，至少要追溯到1967年——正值结构主义初兴，人们陶醉于科学万能论，甚至应当追溯到第8期《沟通》杂志的出版。在这一期上，巴尔特以一篇有关叙事分析的学术“宪章”树立了权威。还是这一年，在《时代杂志·文学副刊》上，巴尔特发表了一份格调十分不同的计划。他说，如果“结构主义话语把跟自己的对象一致当成自己的任务”，那么，这个任务“只有遵循两条同样彻底的途径才能完成”。一条是发掘和穷尽结构，即发表于《沟通》杂志的叙事分析方案所指出的途径，这样一部普遍语法需运用普洛普的功能分析法。不过，16这种“彻底的形式化”恰恰不是巴尔特的主张。第二条途径才是他“视如己出”和打算“捍卫”的，即“完整的写作方式”。对此，他这样评说:“按照(本人为之辩护的)第二条假想，科学将成为文学，因为不断遭到颠覆的传统的文学(诗歌、叙事文、评论散文)已经而且曾经就是科学。”(BL，20)

所以，根本无须求助文本，也无须从字里行间寻找言外之意，仅从享有“科学性”盛名的巴尔特身上就能看到表述得最清楚不过的文学计划:这个计划涉及既致力于文学也致力于自身的“文学嬗变”的写作活动。而且，在“新批评”大行其道的时代，这个严肃的声明并非毫无意义，巴尔特也不是在结构主义高奏凯歌时才如此发愿苦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