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变乱的寓言

现代身份分裂症

南非开普敦大学语言学教授戴维·卢里，是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的长篇小说《耻》中的男主角。一翻开小说，我们就看到卢里教授（他让人想到一个奔放的器官）正在妓女索拉娅“奢华与肉欲的绿洲”上驰骋，就像周末例行的高尔夫球游戏一样，热情的外表下隐藏着一种商品交换时的冷漠、盘算和无聊。尽管卢里教授的肉体状态很“后现代”，但他的精神状态却跟加缪笔下的莫尔索差不多，还有一点索尔·贝娄笔下的赫索格的影子。不同的是，莫尔索和赫索格患上的是内部的“精神分裂症”，而卢里患上的是外部的“身份分裂症”。这一差别正是文学史中半个世纪的时光隧道，库切的写作穿越了它。

中译本前面有一篇译者序，认为这部小说的主题是“越界的代价”，于是卢里教授就成了道德上的“反面人物”了，把这部小说解释得怪怪的。我的阅读感受与所谓的“越界”恰恰相反，《耻》是一部关于“剥夺—维护—放弃”的悲剧，也可以看作一种在“身份认同”渴求下“身份分裂”的悲剧。特别是在不同话语体系的挤压下，这一“悲剧”变得那么隐晦而又暧昧。在行动之中，卢里教授一直在维护某种东西，却处处遇到巨大的阻力，直到他变得一无所有。卢里的女儿露西一直试图放弃某种东西，却处处受到伤害。这里没有丝毫“英雄遭遇”的色彩，而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奈和荒诞。分析这种“剥夺—维护—放弃”的过程，比直接阐明“耻”的所指，要更有意义。

当52岁的“钻石王老五”卢里教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人。我也可以借用一个法学术语来形容他，是一个“人格减少”的人。按照西方古老的法律，一个人的“人格身份”由三部分组成：第一是自由之身，而不是奴隶；第二是城邦的市民，而不是异邦的流民；第三是家庭中的父亲或者丈夫。这三者有缺失，谓之“人格减少”，三者全部没有了，就是“负人格”。参见徐国栋：《人身关系的三维透视》，见徐国栋著：《民法的人文精神》，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这位卢里教授的经历，就是一个变为“负人格”的经历。尽管他还是那位生活在偏远乡村的女儿露西的父亲，但他已经丧失了丈夫的身份，独自一人如丧家之犬。尽管他似乎还是一个自由之人，一个有职业的市民，但后来的情节发展，就要将他剩余的两种身份完全剥夺。

事情是从家庭变故开始的。家庭变故是“现代性病变”中一个最复杂、最隐秘的病灶。这个问题也曾经死死地纠缠着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探讨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时，提出了“偶合家庭”的概念（他笔下的一批问题少年，都出身于“偶合家庭”）。家庭都可以“偶合”（包括婚姻生活神圣性的消失，家庭组合的随意性，性生活的混乱，个人欲望膨胀的合理化等），还有什么不能“偶合”呢？情感、信仰、价值观等等，都可以“偶合”，都可以变得像去超市购物一样轻松随意。“偶合”的结果就是家庭身份的丧失，也就是公民人格的缺失。这是卢里教授面临的第一次身份变异。变异造成了卢里教授的身份更改，由一个完整的“人格身份”，蜕变成了单一的“肉体之身”，就像一个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