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卢里教授并不这样看。他将自己的行为（比如离婚、嫖娼，比如诱奸自己的一位18岁的学生梅拉妮）看作“自由选择”或“主体能力”的结果，是生命自身的要求。按照现代西方的观念，所谓的自由人（生物学和社会学合而为一的概念）身份，实际上是人格受到贬损的结果，也就是以放弃自由来换取自由，并接受社会给定的自由界限。具有现代意识的卢里教授拒绝“放弃”，他用自由的理念维护自己的自由选择，嘲弄大学的道德审查委员会。于是他就只能失去社会学意义上的一部分身份。身份的改变正是“人格的减少”，也就是身份负值的增加。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选择，卢里还决绝地放弃了大学教职，离开了那座城市。当他走在通往女儿的那个偏僻农场的路上时，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除了“自由”之外一无所有的人了。为此，卢里脸上还一直挂着胜利者的微笑。因为他认定自己的尊严得到了“维护”。

逃亡者的焦虑

在“维护”个体尊严的过程中，卢里教授丢失的不过是“家庭外部身份”的一部分：教授身份（城市给的）。他还保持着自由人身份（西方国家和宪法给的）。事实上如果没有职业，所谓的自由人身份基本上是一个空壳。也就是说，卢里教授的“家庭外部身份”是残缺的。他开始向家庭内部逃亡。问题在于，他的“家庭内部身份”也是残缺的，他只是父亲，不是丈夫。当社会性身份遭到贬损时，人们可能会转而皈依他的自然身份。卢里想到了自己的女儿露西，他试图恢复家庭中的父亲身份。但这一选择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

首先，按照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卢里与女儿之间没有社会关系（比如财产关系），而只有自然关系（比如血缘关系）。这一开始就为卢里教授重新确立家庭身份埋下了一个不妙的伏笔。女儿露西自己开了一个小农场，是一个小农场主，而且还有雇佣工人。露西是农场唯一的法人。卢里的到来，除了少许的父女温情之外，只不过给农场增加了一个劳力。其次，按照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他与女儿之间没有“父权关系”（神权的世俗化），而只有变化莫测的“朋友关系”（他与前妻也是“朋友”）。朋友关系是介于人身关系（非物的尺度）和财产关系（物的尺度）之间的一个暧昧而灰暗的地带，充满了变数。关键在于只要双方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稍有分歧，就有可能“割席”而去，“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意思就是“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