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说：“我经历了一场灾难。我内心的灾难与虚无主义相连。”欠发达国家的“虚无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对责任的逃避。为了驱逐苦难的民族不能承受的“虚无病”、“肾功能坏死病”，一种坚持道德理想（或“浪漫主义”）的写作，是否能够成为疗救这种“虚无主义”的方法，是否能够成为拯救母语写作的方法？米沃什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说法：要坚持一种具有“左翼直觉”式的表达，它“不漠视人的苦难”，“呼唤来自天堂的复仇”。诗人正是一些具有“左翼直觉”能力的人。但他们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他们“左右不是人”。他们越来越不合时宜，不但要被道德和政治抛弃，更要被大众文化抛弃。

但米沃什没有退让。他为自己落后的祖国文学开出了一剂药方——既反对法国文学形式中隐含的那种“世界主义”倾向，也反对波兰文学中的“民族主义”（不是毫无必要的复杂，就是荒唐的简单）。实际上，他倾向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为代表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认为这种文学吸收了西方文化，又将西方文化那种精致的形式“粗粝化”，因而显得有批判力量。同时，它又是一种庄重的、“宏伟的现实主义文学”。“波兰作家应该用特有的语法和标点……写庄重的小说。”而不是写美国式大众文化中那种“文明渣滓”一样的流行小说。批评也是如此，不是用时髦的解构理论，为文明的渣滓寻找借口，而是为文学和人的尊严寻找出路。切·米沃什的想法，对当代中国文学无疑是一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