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惊奇地发现，这部小说中的逃亡线路，是从一个女人（玛格丽特）身上开始，在另一个女人（茜尔薇）身上结束。这部“圣经”的关键词，是对历史和现实的鄙弃和拒绝，对瞬间的快乐和自由的渴望和追求。古老的《圣经》已经被改写了。通往耶路撒冷的路变成了通往肉体迷宫的路；博爱原则变成了快乐原则。高行健在自己的“圣经”中，试图用肉体迷宫的瞬间性取代《圣经》的“末世论”，用爱欲和自恋取代博爱和自虐。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高行健就解决了终生困扰着弗洛伊德的难题。问题在于高行健所提供的，依然是在政治恐怖和文化压抑垄断下滋生出的癌细胞一样的“症候群”，是一种具有精神分裂特征的、至今仍潜伏在我们潜意识里的“症状”，一种有待治疗的“症状”。四处奔走寻求自由和快乐的头颅，连同它所传播的语言信息，就这样成了一种疾病。

疾病和游戏

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圣经》，将两种处于高度对峙关系中的语言，即“疾病语言”和“游戏语言”扭结在一起。高行健小说中的“疾病语言”，当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口误”、“胡话”，而是借助语言，有意识地重现个人噩梦和集体神经症的过程。他的“游戏语言”，也不是儿童多形态性的反常的自由游戏语言，而是带着心灵创伤的成人之间的两性游戏语言。对1957年和1966年前后那段经历的回忆，是“疾病语言”的集中体现（叙事者与女性的爱欲游戏当然也是病态的）。也就是说，高行健这一部分叙事的过程，就是一种时过境迁之后通过故事形态重新获得“神经症”的过程。这的确是一种“治疗”的预备方式。对精神分裂病症的治疗，第一步就是要让患者重建备受压抑的生活，让生活中被压抑的爱和恨，像戏剧一样重新上演。

在这样一出残酷的戏剧面前，聚集着一大批观众，且无一例外地都是女性（玛格丽特、茜尔薇、《灵山》中的“她”、女医生、女模特等等）。生活和历史的残酷戏剧，成了叙事者与众多女性之间爱欲游戏的灰色背景。就在这幅巨大的灰色天幕下面，我们看到了一对又一对扭曲的躯体，在前台颤动，欢叫和啜泣、精液和泪水，全部搅在了一起。这是个悲剧和喜剧交织在一起的场面。在现实和历史这幅残酷天幕前上演的戏剧，只能是发疯的现实和历史的重演。但被压抑的欲望的苏醒，并不能代替治疗。弗洛伊德认为，通过自由联想、回忆，可以达到治疗的目的，进而使精神与肉体、人与人、人与社会达成新的结合。我们很快就发现，在升华的梦想中，快乐原则为现实原则所毁；游戏语言为疾病语言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