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的头颅

流亡是20世纪的一个重大文化主题。在那个被恐惧的阴影笼罩的世纪里，流亡者汇聚成一个庞大的队伍，他们的名字构成了一个长长的家谱，其中有纳粹德国时期的科学家和文学家，有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时期的科学家和文学家。面对过去的土地高昂起头颅，踏着暴乱的脚步拂袖而去，他们试图用自己的双脚，重新丈量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边界。19世纪的流亡者形象是清晰的，他们是一群自愿的受难者和苦行僧。阿廖沙·卡拉玛佐夫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日瓦戈医生是他在20世纪的替身）。但阿廖沙的流亡之路是逆向的，他离开修道院，向人们避之不及的尘世的土地“自我流亡”。就在他流着眼泪亲吻那片肮脏的土地的时候，他突然明白了自己双脚的意义。

20世纪文学中的流亡主题暧昧不明。流亡作家布罗茨基在谈到这一主题的时候说，让我们想一想那些漂泊在公海上的越南难民、联邦德国大街上的土耳其打工者、向美国偷渡的墨西哥劳工、在石油输出国卑贱地劳作的巴基斯坦人、穿越大沙漠的埃塞阿比亚人……他们使得一本正经地谈论流亡作家的处境这件事变得十分困难，“打工者和各种类型的流亡者们，有效地取下了流亡作家西服翻领上的那朵兰花”。因此布罗茨基强调流亡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并警告那些流亡作家，不要“用你的笔友来丈量你自己，而要用人类的无穷来丈量你自己”；因此，“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首先是一个语言事件”［美］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47、59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尽管20世纪流亡者的语言，与真理和自由的关系十分暧昧，但它依然成了举世瞩目的对象。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游移不定的目光，最终停在了华裔法国作家高行健头上。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公众神话效应使我们去关注高行健的作品，以及与它相关的精神症候和语义秘密。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圣经》和《灵山》，自然就成了那些征候和秘密的主要容器。高行健借叙事者的口吻说，《一个人的圣经》是一本“逃亡书”，是他自己的“圣经”，他是他自己的上帝和使徒。参见［法］高行健：《灵山》，204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逃亡”，是高行健的一个关键词。《灵山》也是一部逃亡之书。流亡者无疑是被一种恐惧所驱使。巨大的恐惧来自现实生活和政治事件，来自阴谋、谎言、欺骗和伤害。拒绝和逃亡是个体的一种真实而自然的心理反应。但是，当文学艺术重新讲述这种流亡经历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语言的“力比多”，由个人欲望转向了公众欲望，唆使人们与欲望的敌人争斗。弗洛伊德称此为“升华”。因此，高行健那句刺激着我好奇心的表白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关注：第一，“逃亡书”中有没有可供我们参考的“逃亡”线路？第二，这部一个人的“圣经”中的关键词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