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医生弗洛伊德曾几次三番地强调童年对人一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从事文学艺术的人来说尤其厉害。他曾经以歌德、达.芬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为例子，把他们的作品与他们的童年生活一一对照，说出了许多惊人的秘密。如果这位医生的话是对的，那么，了解一位作家，或者将他的作品读透的最好方法就是去翻看他的童年，不管是大事小事，都会意味深长。

所以，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首先的意义是精神分析学的，是创作学的，肯定会被那些搞传记批评的评论家抓住不放，深挖不止。事实上，我们确实从毕飞宇的往事中看到他作品的许多原型，虚构的生活与实体的生活在这儿得到了草蛇灰线样的印证。故乡与童年是那么强大，不管他小说的风筝飞得多高多远，那根线总是系在苏北的那块洼地上。我们不难从飞宇的回忆中寻找到他小说的蛛丝马迹。《写字》中在操场上以地作纸的男孩显然有着作者童年的影子，而蛐蛐让作者如此难忘，以至直接用其作为小说的篇名，《枸杞子》中的手电也可能就是作家童年的家电……如果不是故乡特殊的地理地貌——那一望无际的大水，也许少年时对空间的想象不会那么深刻和强烈，直到成年还会以《地球上的王家庄》顽强地挣扎出来。毫无疑问，毕飞宇的知识是丰富驳杂的，但乡土系列始终是他知识谱系中的强项。他说如果没有少年时代的经验和父辈的传授，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会写出像《平原》《玉米》这样的作品。而“文革”对一个少年的影响也比人们想象得要深重得多。我很惊讶在这样一部童年记事中作者对自己少不更事所持的严厉态度。一个有着复杂身世的孩子在那个时代注定要承受比别人更多的歧视和压力，但他同时可能在有意无意中使同伴受到伤害。这样的童年经历会让作者成年后有了更多的清醒，特别是自省，对专制有了更自觉的批判。谁能想到，一个人价值选择的根据有可能要追溯到他遥远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