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修订自己多年来的影评，我逐渐意识到编写这部书是一项多么美妙的任务，因为它让我回忆起了观看每一部电影的情景。我记得某年一月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在伦敦搭地铁到汉普斯特区的人人影院看《苦雨恋春风》。在夏威夷电影节上，我和研究日本电影的资深专家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一起把小津安二郎的《浮草》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过了一遍。在弗吉尼亚美国电影节，我和《愤怒的公牛》的剪辑师特尔玛·修恩梅克（Thelma Schoonmaker）一起分析了该片（最了解一部电影的人就是这部电影的剪辑师）。在漂流电影节上，我和摄影师哈斯克尔·韦克斯勒（Haskell Wexler）共同观看了《卡萨布兰卡》。在特柳赖德电影节的年度巡游期间，我和彼得·博格达诺维奇（Peter Bogdanovich）一起在新伊丽莎白女王号邮轮上欣赏了《公民凯恩》。我参加了《2001：太空漫游》的全球首映式，后来在伊利诺伊大学主办“不受好评的优秀电影”电影节时又在大银幕上观看了该片70毫米胶片的版本。2001年的戛纳电影节放映了《现代启示录》，影院条件堪称世界一流。密歇根州三橡树村的威克斯影院则以墙壁为幕布，用投影仪放映《战舰波将金号》，观众坐在折叠椅上，而来自本顿港的“混凝土”乐队则在一旁演奏他们自己创作的配乐。在“不受好评的优秀电影”电影节上我也看过《诺斯费拉图》，由来自麻省坎布里奇市的“合金”乐队配乐。我记得有一回去洛杉矶拜访脾气乖戾却又深受朋友们喜爱的电影收藏家大卫·布莱德利（David Bradley），在他家客厅里看了16毫米胶片的初版《长眠不醒》，如今故人已去，只余回忆。我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露天看过《城市之光》，影片结束之后卓别林亲自走上阳台向人群挥手；尽管这部影片我看过无数遍，那次经历却是最愉快的一次。我第一次看《天堂之门》是应芝加哥千面多媒体中心的米洛斯·斯塔里克之邀，当时他说有部片子一定要给我看看，却又不肯告诉我影片的内容。这部神秘的巨作多年以来一直遭到冷落，因为人们对关于宠物墓地的纪录片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