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新文化的种种纷争中，始终保有一份理性、温和与包容的态度。

1925年，信奉儒家思想的章士钊与胡适有一组关于白话文运动的对诗。二人曾照了一张合影，在照片的背面，章士钊写道：“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诗送把你，总算老章投了降。”

胡适却用文言相和：“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不管观念如何冲突，胡适都希望大家能够宽容共存，给他人以自由。

1926年，他在致鲁迅、周作人、陈源的信中说：“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到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关于新文化运动后来的走向，他不无疑虑：“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的人物”，而且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头人物，以及由他们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这让胡适感到“悲观”，他说：“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胡适看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之后，曾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独秀回信道：“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1958年，胡适与秘书胡颂平聊天时提到，十七八年前，康奈尔大学的史学老师伯尔先生和他聊天，说：“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其实容忍就是自由，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胡颂平让他写下来，于是就有1959年3月12日发表在《自由中国》上的《容忍与自由》一文。他在文中表达了深度反思：“现在在四十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在这篇文章，胡适提出了“正义的火气”的概念：“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轻易养成的雅量。”

两年后，胡适在致既是同乡又是良师益友的苏雪林的信中又谈到“正义的火气”：“‘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

“他什么都没完成，却开创了一切”

唐德刚说胡适的“中学”止于乾嘉，“西学”亦未超过赫胥黎、杜威两人。直言他对于各种社会科学所知极浅，因为素不喜经济，故对于经济学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这成了研究政治学的软肋。“所以胡适之先生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生死以之，他却始终没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在社会科学上无此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