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胡适本人的治学不可谓不严谨。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是同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相结合的实践中提出来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也让他自己做学问吃尽苦头。1943年开始，“美国学会联合会”资助胡适撰述“中国思想史”，每年6000美元，胡适连续接受了两年之后，终于在年度报告中，不得不检讨“只要我继续使用中文的资料，我必须招认我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强烈的智性上的嗜欲：为了稽核一个事实或者厘清一个疑虑，我可以用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去作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工作。于是，这就妨碍了我写中国思想通史的正务”。

胡适用“勤谨和缓”四个字来讲论治学的态度与方法，写佛教史的一个神会和尚耗尽了他晚年的所有心力。所以，当过上海市长的吴国桢说胡适在美国活不了，他一度靠演讲为生，但是一篇讲稿要磨蹭好几个礼拜，投入产出比实在

太低。

有研究者这样评价胡适：“他什么都没完成，却开创了一切。”这句话用在胡适的学术研究上也合适。他提出“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他定义新文化运动的使命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因此他用考据法研究《红楼梦》，一改“索引派”的研究套路，启发了后世红学研究的思路；他写了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风格的文学史专著《白话文学史》；他迷恋于《水经注》的研究，穷尽半生，亲身实践“整理国故”的理念。

关于胡适与他的思想，唐德刚有一段精彩的点评：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

其实又岂只胡家这位女客“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得学问兼而议政

胡适从来就不是一个纯学者，他得学问兼而议政。清末被送出去的学子，肩负着革故立新的重任，整个国家救亡图存的大问题摆在那里，容不得他们有片刻的停顿与踌躇。社会上启蒙的呼声强烈，学者要在公共领域发出声音。

在政治与学问之间，胡适内心不时会有纠结。在1937年12月写给女挚友韦莲司的信中，记录了他46岁生日当天的忙碌：为国事写长信给华盛顿要人，参加哲学俱乐部的讨论活动，听杜威讨论逻辑，忙过半夜才歇下。“我现在头发已经斑白，我觉得我不能再浪费自己的生命。谈战争、谈国际政治，这是何等的浪费啊！”

但是在接下来的1938年年初，胡适旋风般地赴美加地区演讲，51天内讲了57场。同年6月，胡适接到被任命为驻美大使的电报。考虑7天后，胡适答应了下来。驻美大使胡适还是发挥他在学生时代便已练就的从政本领—演讲。他为中国的抗日救亡事业行路万里，演讲百次。胡适曾多次拜会他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友、美国总统罗斯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呼吁美国改变绥靖主义立场，为中国抗战主持正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罗斯福亲自打电话给他说：“胡适，我要第一个告诉你，日本人轰炸珍珠港了。”后来有美国学者感叹道，美日之间的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罗斯福受到了这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