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29年1月15日，卫生部对1922年的双轨立法还不满意，所以颁布了《医师暂行条列》。这个条例开宗明义，说：“在医师法未颁布以前，关于医师之认许，依本条例之规定行之。”这很明白地说出它是来代替“医师法”的。在这二十五条的条例里，根本就没有中医的字样，无怪乎惹得中医和中医卫道者们吹了胡子。九个月后，所谓的“全国医师联合会”出来，认为《医师暂行条例》不合国情窒碍难行，呈由行政院令交卫生部核办。这下子政府失败了，在立法院法制委员会的“审查”之下，确认该《医师暂行条例》专为西医而设，当将条例标题改为《西医条例草案》，改过后，还要“修正”才成，最后三读之下，就出现了《西医条例》，在1930年5月27日正式公布。事实上，这个条例和前面的《医师暂行条例》并没多大出入，只不过是一种改装，特别局限在“西医”而已。

三年以后，中医和中医卫道者们又来了。他们觉得《西医条例》也不是好东西，为了给它点颜色看，非再来个《中医条例》不可。于是在1933年5月，中央政治会议第三百六十次会议里，石瑛等二十九个委员首揭义旗，提出了所谓的《国医条例原则》九项，草案二十六条。这些原则与草案转到了立法院法制委员会里，就一变而成《中医条例草案》。前后争了三年，终于在1936年1月22日由政府公布，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医条例》。

《中医条例》出来，老家伙们神气极了，他们得陇望蜀的气概是不可一世的。条例公布后二十四天，他们以“中央国医馆”出面，居然“检举”卫生署“擅改中医条例”，并乘机向国民党三全大会请愿，理由还是中医受虐待了，中西医要平等呀！

这一闹，又是十年！

十年的呶呶不休强聒不舍，西医服了！政府服了！老家伙们终于胜利了！

1933年9月22日，政府公布了“医师法”。这个“医师法”成立的近因，是国民参政会上参议员孔庚促成的。修订的方法是将《西医条例》和《中医条例》来一次中西合璧的大“凑”合。从任何角度看，这次“凑”合都为中国立法史留下了可耻的记录。它告诉了我们，政府和立法机构为了“俯顺”所谓的“舆情”，居然牺牲了现代化的原则，牺牲了科学医学，牺牲了不能折扣的医疗行政！

这次牺牲的代价是无法估计的，恶果是难以计算的。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尝尽了它带给我们的恐怖报应，满城的密医伪药、满街的命酒仙丹、满纸的鸣谢广告，使我们置身其中，仿佛进入了玄之又玄的鬼域，混淆了现代医学的星光。至于现代医学的工作者们，他们早已心灰意懒，气得说不出话来。台大医院“钴六十”设备问世之日，就是当代华佗“肾科讲座”早泄之时，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的产生，穷本溯源，我不知道不怪“医师法”还该怪什么？这个“医师法”若不大修大改，我们受罪的日子还在后头。1948年年底的修改——不负责任的修改，已经使我们轻易失掉了一次好机会，如今又要修改了，看不过去的人和担心的人都该赶快站出来说几句话，把我们的建议贡献给政府和立法机关作参考。

修改“医师法”的关键

我之所以说1948年的三字修改是一次不负责任的修改，乃是因为那次修改完全没有抓到痒处。主持修改的诸君既不了解“医师法”的历史背景，也不了解它和中医的一段恩怨，更不了解它被“凑”成时的客观环境，所以修改出来，除了把原文的“五”改为“三”、“一百”改为“五十”外，一点儿也看不到进步的痕迹。

那么，“医师法”该怎么修改呢？

我的看法是：“医师法”的基本立法原意就有问题，要修改，当在这儿开一刀，否则枝节修改太没意思，也达不到补苴罅漏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