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身未终残年，属此多难，唯以衰朽托于始终。

其实“托于始终”的不是她那视茫茫而发苍苍的“衰朽”，而是那四张“小白脸”和一百三十二张“麻将军”！

在另一方面，他们属于长寿的一群。他们不需要蓬斯·德·莱昂（Ponce De Leon）追求的那种“青春泉”（Fountain of Youth）。他们青年时代虽然衰老，可是老年时代竟得不死。他们的“残年”是难终的，孔丘骂他们“老而不死”，他们表面上虽不敢反对圣人这句话，可是在心里却奇怪为什么孔老二自己七十多岁还活着？他们也未尝不想交点什么给青年人，可是一方面他们没有“避此人出一头地”的胸襟；另一方面又心有余而力不足，自己妙手空空，对人劳心怛怛又有什么用呢？

第二种老年人拿的是一根“落了伍的棒子”。一般来说，老年人可訾议的地方不是落伍，而是落了伍却死不承认他落伍，落伍是当然的，可是死不承认就是顽固了。《左传》里记石碏虽然自承“老夫耄矣！无能为也”，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恐怕还是有点酸性反应，尤其在青年时代有过惊天动地的事业的人，到了老年“一官匏系老冯唐”，酸劲儿就更大。康有为刚出山的时候，叶德辉、王益吾咬定他是洪水猛兽，写了《翼教丛编》去骂他，可是二十年后，跑在时代前面的康有为却被潮流卷到后面去了。我认识的一位同盟会时代的老革命党，当年是飞扬跋扈的豪健人物，六十年下来，他竟变成一个整天吃斋念佛写毛笔字的老人了。好像愈是在青年时代前进的人，愈是在老年到来时成为冥顽不灵的人。民国七年的十月里，梁巨川以六十岁的年纪投水殉情，当时二十七岁的胡适曾写《不老》一文评论这件事，他说少年人应该问自己道：“我们到了六七十岁时，还能保存那创造的精神，做那个时代的新人物吗？”这问题还不是根本问题。我们应该进一步问自己道：“我们该用什么法子才可使我们的精神到老还是进取创造的呢？我们应该怎么预备做一个白头的新人物呢？”其实做白头新人物谈何容易！在近人中，被冷红生骂做“媚世”、被章老虎骂做“媚小生”的梁启超庶几近之，其他的文人实不多见。上了年纪的人未尝不想进步，从霍桑（Nathaniel Hawthone）的《海德哥医生的试验》（Dr. Heidegger’s Experiment）里，我们看到那三个老头和一个老妇在喝了“返老还童水”以后所发的狂喊：

“Give us more of this wondrous water!”cried they eagerly,“We are younger, but we are still too old! Quick, give us more!”

“把这一些奇怪的水再给我们一点！”他们着急地叫着，“我们年轻些了，可是我们仍旧还太老！快点，再多给我们一点！”

可怜的是，他们的胃口已经不能使他们消化那些青春的果实了，他们只能“反刍”（ruminate）肚子里头那点存货，以“老马之智可用也”的自负，整天贩卖那些发了霉的古董。他们即使能诲人不倦，可是却不承想想被诲的后生早已“爱困”了。他们说后生可畏，其实真正可畏的不是后生，而是老生那些疲劳轰炸式的常谈！

我想起《琵琶记》蔡公逼试中的那句对话：“老儿，你如今眼昏耳聋，又走动不得。”参加接力赛跑的人都知道接一个“走动不得”者的棒子的味儿，尤其是失败后，他们竟还埋怨那些接棒的人。他们从来不肯自己反省，自己跑不快还要嫉妒青年人，说青年人不行，恰像评剧里边那种衰派的老旦，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角色，可是却在任何人面前倚老卖老，这不是滑稽吗？

第三种老年人拿的是一根“不放手的棒子”。以前监察院副院长刘哲就是一个好代表，他老先生拿棒子打人，比孔夫子还积极，孔夫子只不过是“以杖叩其胫”，可是刘副座却和郑板桥一样，志在“击其脑”。现在他死了，棒子也殉葬了，真可惜了这根杀气腾腾的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