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我们想到八十一岁的柏拉图死时还拿着笔、八十六岁的胡佛每周还工作八十四小时、九十四岁的伊索克拉底（Isocrates）还绝食殉道，再回头看看我们这种一面通宵打牌，一面说“我老了，看你们的了”的传统；一面庸德之行庸言之谨、一面舞着棒子“杖于朝”的传统，我们能不笑洋鬼子是傻瓜吗？

王洪钧先生在文章里面又说：

我无意批评年轻人。老实说，不去分析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去了解他们所受的教育，光是指摘他们，都是不公平的。

王先生站在一个中年人的立场，他当然可以原谅青年人，可是青年人若站在一个爱真理胜于爱老师的立场，他不能不对莎士比亚笔下full of care的老先生说几句“不知忌讳”的话，也正如王先生所说的：

这些话，好像是牢骚，但也是不得不发的牢骚。因为问题既已存在，与其加以裱糊，不如把它戳穿。戳穿之后，我们才能了解到它的严重，才能去思索、才能去解决。

现在的一般情形，好像只有老年给青年安排与教训，没有青年自己（真正的自己，作为不是“代表”的“模范青年”）的心声。与王先生的文章同期的，还有一篇曾约农的《为青少年陈情》。他老先生别具只眼，觉得“推青年所希冀者，不外五端”，其中“训育从严”“生活辅导”“青年立法”等，“皆出于一般青年内心之要求而未公开表示者”。至少我个人认为曾老先生这种“推”法未免可怕，老年人竟这样“推”青年人，这样为青年人“陈情”，我们真的领教了他们对我们了解的程度了（曾老先生若肯到中学参观参观那种中央集权整齐划一的平头教育，考察考察酷似警察局的训导处，看看那些“学生资料袋”，再向外看看太保学生的数目，大概他又会重读他爷爷那篇《原才》了）。

我发现在曾老先生的“五端”外，还有“外一端”，正是“青年所希冀者”，那就是老年人要我们听话，希望老年人也“垂听”一下我们的声音。虽然培根（Francis Bacon）早就说我们不适于判断，可是我们毕竟是一群窝囊的人，毕竟一同参加这场接力赛，不要总是以为你们看我们都看得那么准，你们总该想想我们在用什么颜色的眼睛在看你们吧，至少你们该想一次。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在他的《瓦尔登湖》（Walden）的第一篇里，曾有过几段激烈批评老年人的文字，它们的神韵与气势是会被翻译毁坏的：

What old people say you cannot do you try and find that you can. Old deeds for old people, and new deeds for new.

Age is no better, hardly so well, qualified for an instructor as youth, for it has not profited so much as it has lost.

Practicaly, the old have no very important advice to give the young, their own experience has been so partial, and their lives have been such miserable failures, for private reasons, as they must believe, and it may be that they have some faith left which belies that experience, and they are only less young than they were.

老头子们说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可是你试一下，你就会发现你能。老的一套只适合老家伙，新人该有新的一套。

一大把年纪很难构成做青年老师的好条件，因为它得不偿失、功不补患。

实际一点说，老年人不会有什么很重要的意见给青年人，他们自己的经验是那样支离破碎，他们的生活又是那样惨败，他们必须知道这些都是咎由自取，也许他们还保留一些与经验并不相符的自信心，可是他们已经不够年轻了。

他更激烈地否定老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