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贵”的政治学理解实际上把它当成了“富”的延伸，意指人在权力地位上的过剩和富余，没有精神上超越性的意义。在社会生活中，有的人追求比别人更多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为此不惜牺牲社会人群的利益，是想把自己的尊严建立在别人之上，践踏别人的脊梁，给众人颜色看，制造不平等的事实。这种追求本身就是极其低俗，甚至是恶俗的东西，没有什么高贵可言。这种人其实就是一种小人、贱人。在城乡接合部，可以看到一些刚刚发迹起来的人，他们的举止做派会让人联想到开足马力的柴油拖拉机，趾高气扬地冒着浓烟。和这种经济上的暴发户一样，那些政治上的暴发户，尽管威风显赫，并不给人任何高贵的感觉，倒更显出了人性的粗俗。权力可以调配社会财富资源，使之集中在某一部分或某一个人身上，使其成为富人，却不能直接改变他内心品性的卑鄙，使之摇身一变成为贵人。

对“贵”的含义的另一种理解，是人本学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是从人所拥有和假借的身外之物，而是从人本身来认识和评价人，把贵理解为一个人作为人本身存在的品性，也就是人的精神品位和心灵境界，以及所表现出的人格气象，具有某种超越性，具有超越世俗凡尘的气度风范。这种理解不看你兜里的钱有多少位数，不看你手中权力是什么级别，也不看你的出身背景有多么显赫，总之，不看你身上穿什么马甲，就看你作为一个赤裸裸的人是什么质地，在什么位格上。就植物而言，不管你是长在山顶、山腰还是山谷，就看你作为植物本身是什么材料。是小草，长到山顶上也不过是小草；是青松，长在深谷里也依然是青松。这种人本主义的理解源于古老的文化。在中国古典思想中，对人性成就给予了超出社会成就的评价，并将人性成就看成是社会成就的根基。在这种文化中，最高贵的人不是拥有财富和权力最多的人，不是皇帝天子，而是在人性修养上趋于完备的君子、圣人、真人，权贵往往是带有贬义的，富人的地位更为低下。

印度古典文化对高贵也有同样的理解。泰戈尔在《人生的亲证》一书中指出：在印度有贤人、智者、勇士，有政治家、国王和皇帝。但是在所有的这些等级之中，印度人所崇拜和选择的代表人物是贤者，“是以充满智慧的认识获得最高灵魂的人；是在统一的灵魂中发现最高灵魂与内在我具有完美和谐的人；他们是在内心摆脱了全部私欲而亲证最高灵魂的人；是在今世的全部活动中感受到他（最高神），并且已经获得宁静的人。贤者是全面证悟了最高神的人，他们已经找到了永久的宁静，与万物结合而进入宇宙生命中”。（《蒙达迦奥义书》）作为一种生灵，人之间的差别更多不在外在的生活形态，而在内里的心性涵养，这是更为本质的差别。事实上，人之间性命形态的差别远远超出他们生活形态的差别，这种差别甚至比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还要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