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时出差都跟我师父住一屋，没事儿就听他聊社会、侃人生。那次我向他表述了自己的想法，表达中带着浓浓的抱怨，对工作的抱怨，对体制的抱怨，对社会的抱怨，也有对自己的迷茫的抱怨。我也给师父讲了做《我从新疆来》这样一部纪录片的想法，师父重重地抽着烟，跟我说：“趁年轻，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去做吧！”

那时候我已经跟着师父做摄像六年了，一开始，拍纪录片根本就没有摄像助理这个职位，是师父每次干活儿都坚持带着我，我才有机会学习。那时，一天的劳务费只有五十块钱，我就冲着能学到东西坚持了下来。第一年没少挨师父骂，年少轻狂的我也没少喝高了骂师父，他就听着，也没说把我甩了不带了。后来，慢慢地，我就把摄像助理这个工作做得炉火纯青了。每次师父往那儿一站，我就开始观察他的反应，一旦他在某个位置站了超过一分钟，我马上就会把机器扛过去架好。做摄像的这些年里，我跟央视纪录频道摄制组的老师们也都相处得特别融洽，每次出去工作都是我特别期待，也是特别开心的事情。虽然工作的时间并不稳定，收入也时有时无，什么时候能拿到哪次工作的工钱都不确定，但说实话，人会习惯一个环境，哪怕这个环境已经带给了你80%的痛苦，只要还有20%的快乐，就很难跳出来，人就是有这个本性。

师父的那句话让我陷入了思考，我想起十年前，我在赌博和纪录片的岔路口做选择的情景。一边是已经欠了五十万的赌债，但总是有种侥幸心理，觉得自己下一把一定会赢；一边是可以将自己的爱好作为职业的机会，一个可以去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不知道我这人到底是什么命，说倒霉是真的倒霉，奇葩事儿我都遇到过，也没少吃亏；但说幸运也是真幸运，每次都能在悬崖边上勒住马。要不是2005年我选择投身到纪录片的世界当中，彻底放弃了赌博的不良嗜好，我现在可能早已经输光所有家当，不知道在哪儿流浪了。

来北京快十年了，其实我没有一刻是有安全感的，感觉自己永远在漂，永远在找，永远都要担心这个房东会不会把我轰走，下一个房子在哪儿。我睡过七块钱一晚的地下室床位，也住过七千块的公寓，即便结了婚安定下来，心里也很难一下子踏实，毕竟男人要养家。这样的经历虽然让人永远焦虑和紧张，但好处是会被逼成一个行动派。回到北京，躺进家中温暖的被窝，吃上了热和的拉条子，骨头里的寒意也慢慢散去了。在瞬间满足了所有本能的环境里，梦想可能会沦为一场梦。然而我没有忘记师父的话，翻出了当时写的纪录片策划，在家憋了一个星期，脑子里慢慢有了新的计划，此时，距离下一次奔赴原始森林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我开始给在北京的朋友一个一个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的想法，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受采访，是否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是否还有别的很好的朋友可以介绍给我。我也担心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个麻烦事儿，在这个敏感的社会，分享自己的经历并不一定会带来好事，但让我备受鼓舞的是，所有人都很支持，每个人都认为这是新疆人该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我带上相机和借来的录音笔，开始记录他们的影像和故事。每次采访，我都会约在他们平时工作或者生活的环境，但并不会告诉他们我这次一定会拍下照片，为的是让每个人都能保持最自然的状态。采访的时候，我也会以自己在北京的故事为引导，让他们理解我的初衷。在企业上班同时开着餐厅的兄弟告诉我他对一家人团圆的渴望；在事业单位上班的朋友告诉我他为自己拥有一份热爱的工作，而且能给这个国家做贡献而骄傲；卖烤肉的大叔透露了自己坚持在北京生活三十年只为让儿子治好病的愿望；马上就要毕业的学生告诉我他想得到一份工作的渴望；以跳舞为生的姑娘告诉我她为了养家而耽误了自己的梦想；五百强的白领告诉我即便做了高管、做了母亲也要为自己的梦想而争取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