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时候，我任教的那所中学进驻了军宣队（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负责组织学校里的“斗、批、改”，我因为1964年曾经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过一篇《京剧不适宜表现最当前的现实生活》的文章，里面还提出不应该在现代戏里取消小生小嗓、旦角水袖等传统行当，有“反对革命样板戏”“反江青”的罪名笼罩头上，因此灰头土脸、夹着尾巴做人，哪敢主动接近军宣队，但那军宣队的指导员和一位战士，却主动来跟我接近，我把自己的“问题”坦白给他们，没想到，指导员在我单身宿舍里私下跟我说：“老戏也有好的，我就最爱看《杨八姐游春》！”让我心头轻松了许多。那战士姓周，他也常到我宿舍来聊天，跟我开许多玩笑。有天小周来我宿舍一反常态，愁眉苦脸，原来他父亲病重，想到北京来看病，但那时一个农民进北京城，住店和到医院看病，都必须要有省里革命委员会开具的介绍信才行，何况看病和住店都得花钱，困难呀！我就跟小周说，你父亲来了北京，可以就住我这间屋子、睡我这张床，我北京有个姐姐，她家离这学校也不算太远，我就每天在她那里住，白天来学校参加“斗、批、改”好了；另外，我没成家，工资一个人用不完，也有点小积蓄，帮补你父亲一些医药费并不影响我的生活。只是，那省里的介绍信，你怎么才能开出来呢？讨论中，指导员也来我宿舍，听说了，就给他出主意，说你们省里革委会，正好有我战友在那里负责站岗，我给你带上封信，兵帮兵，一家亲，你就一定把那介绍信开下来，你爹的病得抓紧治！三人议定，小周当夜就赶回家，没两天带来他父亲，安顿在我的宿舍里，又到协和医院看了病，确诊是化脓性肋膜炎，加紧治疗不提。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学校里有人正式在大会上质问：“为什么猖狂反对江青的刘心武还没有揪出来？”一派群众组织贴出了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又在校门外墙上刷出每个字使用一整张大字报纸的大标语“刘心武猖狂反对江青同志罪该万死！”那天下午就要将我挂牌子戴高帽批斗，但下午广播里宣布又有新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发表，公布了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学校的革命师生照例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欢呼，我那个下午就混过去了。第二天一早军宣队通知那派要揪斗我的群众组织：“刘心武那篇文章够不上现行反革命，不同意你们揪斗。”军宣队将我保下，是那时西城区领导所有中学运动的总部（设在航空胡同民国时期的航空署，一座中西合璧的楼房里）作出的决定，但我觉得我们学校的军宣队小分队的指导员，包括小周与其他成员，替我说了好话，一定起着不小的作用。

军宣队成员实行轮换，1974年的时候，指导员和小周早已回到原部队，而小周他们那个连，恰好就分配到新建成的北京饭店值勤，他们离开我任教的那所中学以后，我们一直还保持着联系。小周有天见到我，就邀我跟着他到北京饭店新楼参观，他说我跟在他身后，别出声就行，保我能享受自动扉之乐，还能进没住人的客房开眼界，知道什么是中央空调，当然更可以看到那时一般单位和家庭都很稀罕的彩色电视……他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没有应约而去，我这人胆小，不愿冒险去品尝非分的甜头。

1980年以后，我是北京饭店的常客。或参加在西楼宴会厅的各种名目的活动，或到里面会见外宾，有时媒体的采访也借用那里面的空间。1986年我从北京市文联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杂志社搞活动，也常租借里面的多功能厅，记得一次是在老楼顶层，先开研讨会，再吃自助餐，因为杂志社里有能人，通天都行，遑论搞定这么一个饭店，他们跟我汇报，非常好的自助餐，所收费用却相当便宜，那真是些美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