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关于柳永，自来多有关注的便是《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类的作品，这些作品也确实如苏轼所说，堪称“不减唐人高处”。但这是由选家的立场来决定的，大体代表了一种士大夫的审美眼光。然而，这种立场是否能契合柳永本人的立场，是否对柳永具有“同情之了解”呢？这就很可能是个问题了。杨雨教授选择柳永的《定风波》（自春来）作为解说的对象，细致演绎柳永词“骫骳从俗”的特点，我觉得无论是就柳永当年的性情而言、境遇而言、审美而言，都是最契合柳永本来面目的，也是柳永词最为本色的地方。作为“经典”的柳永，也只有在这样的作品中，才能得到更本真的认知。

苏轼的情况也与此类似。苏轼词被关注的焦点往往是他那些带着飞扬意趣和旷达情怀的词，这些词因为突破了传统婉约词的风格藩篱，带着“异端”的色彩，不仅在苏轼当世成为热点话题，而且在后世也极为高频地出现在各种选本之中，以致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苏轼词其它的光彩。但我一直认为，苏轼融合儒释道而形成的人生锐识才是其文学作品中最具魅力的，这种魅力与风格的豪放、婉约无关，也与其在文坛的领袖地位无关，而是与宋代理学的发展密切关联。或者说，只有在理趣的视野中来考量苏轼的词，才能将最本色的苏轼呈现出来。如此，我对作者别具眼光选择苏轼的《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不能不表示敬佩。这首词带着传统小词“玉郎”、“酥娘”的清艳，也带着苏轼“万里归来”的沧桑，更带着“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人生观，洋溢着苏轼随缘自适的性格光辉，积淀着深沉的人生感慨。词学史上经常用“雅人深致”来评价苏轼，但所谓的“雅”和“深致”确实要深入到苏轼的本质本色层面，才能有真切的领悟。正如作者所说：“‘雅人深致’， 包含了性情的智慧旷达，语言的清丽文雅以及蕴意的含蓄深刻。性情与理趣的交融，应该正是这首词的魅力所在。”我完全同意这样带着锐识和胆魄的学术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