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容上看，饮食男女是最贴近市民生活的话题；从语言上来看，通俗直白是最容易被市民理解的语言；从表达形式上来看，用说唱的方法讲述一个个情节生动的故事是最受市民欢迎的形式。例如唐人赵璘写的《因话录》就记载了一个俗讲僧吸引市民的故事：“有文淑僧者，公为聚众谭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

这个和尚讲故事，讲的内容无非是“淫秽鄙亵之事”，可是“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可见这些男欢女爱的故事是极受市民欢迎的。甚至连教坊都模仿他这种声调，来填词作曲，以求获取更多的观众。这说的虽是唐代的故事，但其实无论哪个朝代，市民百姓的审美趣味都是类似的。

柳永自己的生活不但极为贴近市民百姓，甚至还以专门为歌妓写词来谋取生活，他的词，有很大一部分是带着商业性质的，目的是要赢得更多的“文化消费者”。例如前人有云：“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之，惜其为人出入所寓不常。”

柳永的一生，与“歌曲”和“歌女”仿佛结成了唇齿相依的同盟关系，歌女常有赖于柳永的填词作曲成为“明星”，新曲则常有赖于柳永所填歌词才能传唱一时，成为名副其实的“流行歌曲”。因此歌妓们往往争先恐后地结交柳永，纷纷以金钱财物资助他，“购买”他的词曲，柳永亦藉此获得生存所需的衣食旅资。

可见，为了迎合这一批受众的审美趣味，柳永必须让自己的词“骫骳从俗”，不但在内容上要贴近老百姓、甚至贴近歌妓的生活，而且在语言上也不能像文人那样玩深沉玩高雅，话说一半留一半。他的“从俗”就部分地体现于他在词中不遗余力地把故事讲透彻、讲生动上，只有这样，他才能吸引住更多的受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