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还是苏俄，这个问题放在今天，已不难理解。但，英、还是美，这两者间的差异，时人乃至今人，未必看得清楚。英是君主立宪，美是共和立宪，在立宪相同之外，差异便是君主与共和（即民主）。那么，选择前者，还是后者，一个基本考量，便是中国自己的国情。任公所以主英不主美，盖在于中国国情近于英而别于美。因为中英两国都是君主体制，而且中国比英国有着更为漫长的君主历史，且无有一日北美那种殖民自治的传统，故立宪之路，理当走英，让宪政在自己的传统里诞生。设若一意走本土传统中没有的美式共和之路，方枘圆凿，非但共和不得，反添无穷混乱。但，学英还是学美，1905年，孙中山对梁任公有过这样的讽刺：“中国可以一蹴而至共和，不必由君主立宪以进于共和。如铁路之汽车始极粗恶，继渐改良。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汽车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车乎。”呜呼，孙氏中山，就政治体制言，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本无优劣好坏之别，北美又何以凌越英伦。再，北美殖民者正是来自英伦的清教徒，他们带去了英伦的传统，又因地制宜，这才创建了自己的国家。没有英伦，何来北美。即以北美论，当年汉密尔顿等人担心共和体制易发混乱，曾主张宪政框架下的君主制而非民主制，只是最后未通过。但，北美既可君主，亦可民主，只是它能做到的中国却未必能，如果缺乏相应的历史条件的话。美国共和来自各殖民地一百多年的自治，皇权制度下的中国，两千多载，曾有一日公共自治乎。况就共和言，国民资格亦根本不够。一个四万万人只有一万人识字亦即四万人只有一个人识字的国家，可以说共和就共和吗。就这一万识字人而言，只会诗云子曰，但连地球形状是圆的都不知道（此亦任公之言），没有相应的现代知识，这样的国家包括这样的民众可以说民主就民主吗。以美式共和，施以当时中国，亦即推翻一个皇帝，“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这样的共和如不是利用民众以逞其野心，便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激进主义，非为任公所取。

任公的失败，便是共和主义的成功。然而，共和激进主义成功之后，旋即陷入时局的混乱，此亦符契于任公事前之所预言。在共和派眼里，清末是专制，北洋也是专制；但可以比较的是，同为专制，清末十来年没有什么动乱，北洋十多年，不但政局乱象纷呈，且波及社会，导致割据与战祸绵延久远，以至一再被打着民主旗号的不同政治势力所利用。共和致乱，且为乱源，不独北洋如此，这原本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如果可以比较一下现代以来的欧洲历史，那些君主传统的国家，只要是走君宪道路的，二三百年，无不安定和平。相反，君主政制顿转共和，一旦脱失自己的传统，却无常陷入周期性的扰攘与动荡（更有甚者，20世纪的苏俄极权、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等，都是也只能是共和的产物；正如你无法想象，即使是君主专制，都无从产生这制度邪恶的德、意……）。更无论那些地球版图上的亚非拉，多少共和国其实就是军政府，伴随共和名头的，无不是那眼花缭乱的政变与篡夺。

任公先生，我们是历史的后来者，已不难看到这一点。回顾您和您的老师康有为，当时即屡以法国为例、以中南美为例，泣血告诫国人只可君宪，万不可共和。但“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孙氏同盟会和一脉相承的《新青年》，一致标举法国及其大革命，殊不知，这正是君主传统国家学美不学英的反面镜鉴。您的老师康有为特撰《法国大革命记》以警之。和古老的华夏一样，法兰西亦有一千多年的君主传统，但它偏偏效法一天都没有存在过君主的美利坚。结果从1792年第一共和始，不但架起了断头台，而且延祸近80载，一直到1870年第三共和才稳定。其间经历了两次波旁王朝的复辟，又穿插了两次拿破仑叔侄的称帝。如果它能持守1789年后吉伦特派的君主立宪格局，法兰西的宪政史也不至那么漫长和血腥。比较一下海峡对岸100年前波澜不惊的“光荣革命”吧，这其实正是任公您“宪政之母，厥惟英国”的引渡苦心。

忆及1913，康有为在上海办一杂志，名《不忍》。虽已民二，康犹认为“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在其创刊词中曰：“见诸法律之蹂躏，睹政党之争乱，慨国粹之丧失，而皆不能忍，此所以为不忍杂志。”悠悠世纪，苍狗白云，吾生也晚，敏亦迟，读那段历史，亦常生不忍之情，兴奈何之叹。2011正是辛亥百周之年，见多了各式样的文字，一律为辛亥叫好。然吾人但见开头，便下读不忍。正如康梁当时无力回天，吾今日亦无力回史。好在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视界，在主流声音之外，我更愿意在属于我自己的历史感知中缅怀任公您并及您的老师康有为。作为20世纪宪政发轫的第一代人，您无幸看到华夏宪政那一天。但您知道，您为之努力的那一天，其实也正是您的继承者今日之努力。青山作证，假如后学有幸光临宪政之功成，则一定备文一篇、燃香一炷，告慰您在天之目与在地之灵……

谨此

后学弟子 拜

启于辛卯年十一月廿四日（）

邵建 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知识分子研究。著有《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知识分子与人文》、《文学与现代性批判》、《胡适与鲁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