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说，当你自许要做圣贤时，你的这种自我期待多少让我觉得有点惊异。从事着被人称为天底下最肮脏事业的政治，却在追求着做圣贤，真不知道你内心中如何化解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不能不承认，拔擢于丛林中的乱世豪杰，手上都免不了屠戮的血腥，内心也往往被认为锻造得坚韧如石，因此，来自你们口中的仁爱声音，多少让人有欺世盗名之感。不过，我想你也许会辩解，人的内心如此丰富多彩，性格又如此复杂多元，作为政治人物，固然其表态需要经受更严格的检视，但也不可因此遭遇歧视性的抹杀。为什么政治人就不可以做圣贤呢？

不能说上述说法没有道理，只是事实是你的确没能做成圣贤。这一判断不来自其他，就来自你自己的日记。请原谅，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用你的日记作为评断你的工具，的确很不厚道，但你毕竟是一个足够庞大的政治人物，所以虽然我在使用你的日记时，不能说没有一点负疚感，因为真的不愿看到一个愿意暴露自己的人反而因此遭到批评。但是作为一个失败者，你遭遇的批评已经够多，而且任何的辩护都好像多余，从这个角度说，用你自己的日记几乎就算得上对你极大的尊重了。

在宣称要做圣人后，你的日记中常常会对自己作出非常严厉的批评，比如1939年的一则日记，你甚至自贬为狗：“污秽妄念，不能扫除净尽，何以入圣？何以治人？岂非自欺欺人之浊狗乎？”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会使你对自己这么失望。不过，我倒是发现1941年一段时间里，你不断责骂自己的一件事。

“皖南事变”后的一次会上，元老张继批评党内有人为中共张目，即你身边也不能免，暗指宋美龄容纳中共党人。想来是因为涉及夫人，侵及你的尊严，你勃然大怒，要张继闭嘴，躁急之情溢于言表。这样狭隘的举动和你追求的圣人境界自然相去甚远。所以，从这天开始，差不多一个月内，不断从你的日记中看到悔恨的记载，你说党国要员中“能为我补过警戒者，几无其人，万事皆集于一身，党务乃无法改善，根本腐劣”。你居然还总结出一条规律，每十年必有一次暴戾举措：“民十对季陶，民廿对汉民，而今民卅对溥泉之愤怒，其事实虽不同，而不自爱重之过恶则同也。”

说实在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看你絮絮叨叨不停在日记中反省自己的过错，不禁让我想到宋美龄对你的批评：“非丈夫气概”。这是你们新婚不久宋美龄规劝你的话。被自己的妻子说没有丈夫气，大概你心里不会舒服吧，但是你的表现确实让人有种知夫莫若妻的感觉。尽管你当时说要改过，但优柔寡断的性格并没有因为宋美龄的批评有所改变。1948年底，战场上屡战屡败，失败的阴影已将你深深笼罩时，你在日记中给自己大陆二十年的统治下了一句断语：“因循寡断，取巧自败”。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两句话更适合你了。想一想1929年你与桂系作战，稳操胜券时，却在广西边境勒兵不进，而是任用桂系的俞作柏治桂，留下桂系东山再起的机会。再想一想1934年第五次“围剿”后期，你在战场西线留下缺口，而且还在日记中思考是否对红军“招安”，使红军得以顺利离开江西，星星之火再次燎原。由此看来，“因循寡断，取巧自败”这八个字，真是字字千钧、针针见血。

读你的日记，常常看到你在自我反省，很多的反省也非常到位，只是不理解，你的这些反省一旦落到现实中，怎么就都成了镜花水月。嗯，你不用皱眉，我知道，人最难改变的就是自己。何况，每一个人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时代的产物。想来你应该读过埃德加·斯诺写的《蒋委员长访问记》吧，是，就是那个写《西行漫记》的斯诺。他这样描述你的性格与时代：“蒋氏是散沙集成的金字塔的顶点。他的特别才能使他有能力预知在他下面的伟大力量的移动，而乘时维持他自己的平衡。他从来不作先驱，但他也从来不作后卫……他并不以意志去促成事件，而是事件的意志去推动他。”“蒋氏的领袖才能，实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长处和弱点。”

斯诺的话，你觉得有道理吗？其实，尼克松后来还有更明白的评断，他直言你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却是平庸的战略家，因为你缺乏向固有框框挑战的勇气。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你是无敌的，可是你遇到了一个以革新为己任的毛泽东。面对毛泽东，你曾经的优点都变成了致命的弱点。尼克松说，这正是你的不幸所在。

败退台湾后，出于对毛泽东的痛恨，你常常骂毛泽东是毛毛虫，如同孩子一样，想着像踩死一只毛毛虫一样踩死毛泽东。可惜，那只存在于你渐渐老迈的思绪之中。在中国历史上，你是第一个亲手打下江山，又把江山失掉的人。隔着一湾浅浅的海峡，在对岸的夕阳残照中，可以想象，有多少凄清写进你的心头。

蒋先生，每每想到你，眼前总会出现一个孤独地伫立在海岸上，略显佝偻的背影。这个背影不属于圣人，只是一个老人，一个两千年后的项羽，过了江东。

晚辈 黄道炫

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1966年生于江西赣州。

1986、1989年先后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华民国史。著有《张力与限界——中苏区的革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