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在游记中所表达出的宗教观点与皮皮诺的观点有所差别，有时候甚至截然相反。比如说，皮皮诺在马可每次提及穆斯林或者异教徒的时候，都会插入诸如“仇恨”之类的形容词，从而使读者觉得马可似乎对伊斯兰教抱有成见。但实际上，对伊斯兰教心存敌意的并非马可而正是皮皮诺本人，虽然马可并不欣赏伊斯兰文化中展现出来的那种圆滑，但对伊斯兰教本身他始终抱一种中立的态度。《马可·波罗游记》的一些现代版本也明显受到了皮皮诺的影响。

1477年，最早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印刷本在纽伦堡出现，此时离鲁斯蒂谦动笔写作已经过去了175年。该版本的首页插画上整幅刊登了年轻的旅行家的画像，由于需求量一直在增加，所以四年后在奥格斯堡又发行该书的德语版，此后其他国家的出版商也相继刊印了各自的版本。1556年，皮皮诺的法文译作出版，不久它便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法语版本（从此，人们再也不用为鲁斯蒂谦所写的令人费解的法语方言犯愁了）。

意大利语版多年来一直沿用赖麦锡的译作并且多次再版，在帕多瓦去世两年后的1557年，意大利语版大受读者追捧，而此时马可去世已经两百多年了。满腔热情的赖麦锡并不太了解有关马可的种种流言蜚语，他为旅行家的神话赋予了新的活力，并且肯定了马可在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所做的巨大贡献。赖麦锡写道，“直到今天，人们才发现马可在当时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一些有趣的细节描写。我认为，人们需要借助完成于两百多年前的不同版本，来深入了解马可的原作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早期的不同版本内容非常准确，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要比现有的任何一个版本更忠实于原作。因此，人们不应该摈弃这些凝结着大量艰辛劳动和努力的伟大成果”。

在赖麦锡心目中，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马可·波罗都算是最伟大的探险家，他甚至比哥伦布还伟大，当然他也承认自己的这一论断可能会有些偏颇。他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哥伦布来自威尼斯的劲敌热那亚，而且他的航船上挂着威尼斯的对手西班牙的国旗。此外，赖麦锡觉得“因为陆上旅行比海上航行条件更为艰苦，所以相比之下，前者显得更为重要”，而且只有“伟大的灵魂才能经受沿途一连几天甚至数月缺吃少喝的严峻考验，才能沿着漫长而艰辛的道路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

哥伦布在四次去新大陆的途中，一直小心翼翼地随身带着马可的游记，但是这位热那亚航海家始终没有找到马可·波罗所说的中国（马可·波罗让哥伦布产生了一种误解，认为中国位于加勒比海附近）。哥伦布在他带的那本意大利语版的《马可·波罗游记》的页边空白处所做的笔记表明，他特别关注马可曾提到的胡椒、肉桂、丁香等经济作物，哥伦布梦想能把这些东西带回欧洲大赚一笔。同时，他也非常希望能够到达波罗一行曾停留过的地方，他打算去拜见“大汗”向他递交他的资助人西班牙费迪南德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的文书，并且告诉“大汗”有关西方的情况，尤其是一些与基督教有关的事情。可是，哥伦布也许并不知道蒙古帝国此时早已不复存在了。

深受《马可·波罗游记》影响的另外一位航海家是一个名叫安东尼奥·皮加费塔的年轻的外交官，他曾是费迪南德·麦哲伦在1519年开始做全球旅行时的官方记录者。皮加费塔模仿自己的威尼斯同乡马可·波罗记录下了这次仅有十八位幸存者的灾难性的环球之旅。

因为《马可·波罗游记》中讲述的有些故事既不完整也不连贯，所以人们认为它是一部没有完成的杰作，一部与后来的航海家和具有远见卓识者进行对话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