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共有119种不同版本的早期手稿被保存了下来，其中的内容大相径庭。一部早期的托斯卡纳方言版本出现时，马可还健在，后来又相继出现了包括威尼斯语、日耳曼语、英语、加泰罗尼亚语、阿拉贡语、盖尔语和拉丁语等欧洲语言的《马可·波罗游记》版本。虽然在活字印刷出现前，《马可·波罗游记》的发行量就已经很大，但它的受欢迎程度远远低于其他书籍。而当时至少有275种约翰·曼德维利的《游记》手稿在读者中传阅。14和15世纪的时候，读者可以读到不少于五百种但丁的《神曲》手稿。

相比之下，威尼斯人对马可的经历的怀疑使他在本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就连与马可同时代的但丁也从未提及过他（尽管有些学者认为，他曾非常隐晦地提到过这位旅行家）。在马可生活的威尼斯城，仅发行了两种版本的手稿，其标注时间为1445年和1446年，距马可与鲁斯蒂谦在热那亚服刑的时间差不多有一百五十年之久。现在一些幸运的读者也许能查询到这本书的公开发行版本，据说这一版本还与位于威尼斯商业中心的里亚托桥有关——读过游记的读者与吵吵闹闹的商贩们聚在一起，期待着进入忽必烈汗生活的另一个世界，他们都渴望去见识一下大汗迷人的嫔妃和骁勇善战的蒙古大军。

马可的手稿终于轰动一时。赖麦锡说：“仅仅几个月时间，意大利到处都在传阅马可的游记。”他的这句话似乎有点言过其实了。事实上，这本书是逐渐被传开的，而且仅此一册。经过了一个多世纪，《马可·波罗游记》终于在欧洲历史和文学界赢得了一席之地。马可·波罗被人们誉为文化传播者和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广泛经历的人之一，他的足迹遍及从亚美尼亚到桑给巴尔岛的各个地方，他为后代子孙传播了一种民族精神与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体现在这位世界旅行家和商人身上，而且还包括蒙古人、汉人以及印度次大陆居民的文化以及亚洲不同部落的次文化。马可对这些文化的描述，尤其是对中国文明的描述成了19世纪前欧洲人了解中国的主要的信息来源。马可为世人所展示的，不仅是书名字面上所指的“对世界的一种描述”，而且他还在试图挖掘业已丢失的另一个世界。在这个过程中，马可重现了许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才使得这些人和事不被历史遗忘。

编者和学者们曾试图去整理那些凌乱不堪的手稿，以此来打消读者对相关细节的种种疑虑，并引导他们更深入地了解神秘莫测的亚洲和印度次大陆。这些人当中最著名的是一位僧侣。刚开始时，他还对把这部巨著翻译成拉丁文的差事感到很不满意，他说：“受神父和院长之命以及各位教友之托，本人博洛尼亚人弗朗西斯科·皮皮诺修士，只好接受了这份差事，把原本用托斯卡纳语和威尼斯方言写成的手稿翻译成拉丁文。”从1310至1314年，皮皮诺完成了翻译工作，这段时间也恰好是马可生命的最后一些时日。皮皮诺所参照的手稿与原稿比较接近，但由于马可生前似乎一直在增加游记内容，所以皮皮诺除了担心他的译稿不完整外，还担心它会缺少“原文”带给读者的那种原汁原味的愉悦。

尽管心存顾虑，但皮皮诺还是在译作中掺入了一些明显的宗教思想。这部拉丁文译本向去东方完成传教任务的僧侣们简要介绍了东方的各个教派，在修订译稿时，他还介绍了一些东方的礼节和教义，同时删减了原作中露骨的性描写和一些暧昧的段子。有时候，皮皮诺还会用自己的语言重新组织书稿内容，他希望虔诚的读者们明白“这些曾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污秽环境之中的迷茫的非犹太教民族，应该感谢万能的上帝欣然召唤他们走出黑暗，奔向了美好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