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整个周末它都在我脑中若隐若现，就像是电影《金刚》里摩天大楼上体型壮硕的大猩猩，最终让我落入其魔爪。整个晚上我都在想象着“我与生活”会面的各种场景。有些是愉快的画面，有些则没那么令人愉快，还有一幅是我们的整个会面都是唱歌跳舞。我想象了所有可能的对话——就像在梦中一样，当你醒来一切都没了意义——现在我醒了，精疲力竭。我紧紧地闭上双眼，强迫自己入睡，说不定能做场春梦，梦见我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可爱的家伙。我没能梦见，生活总是闯入梦里，像是评头论足的家长时刻留意着他们淘气的未成年子女。看来我是无法入睡了，我的脑子早已清醒，并不断地计划思量着；思考着那些智慧的话语，迅速的反击，诙谐的回应，独到的眼光，不使人受辱而能够取消约会的各种办法。想到这一点，我张开眼坐了起来。潘先生搅动着它的小窝看着我。

“早安，希拉里。”我对它说。潘先生听了发出愉快的咕噜声。

我该怎样向生活介绍自己呢？说我很聪明、诙谐、迷人，是个有着绝佳品位的聪慧女子？我希望生活知道我具备以上的所有品质而且一切尽在掌握中。

我看了窗帘杆上的裙子，这些裙子被我平铺在窗帘杆上阻挡阳光。我瞧了瞧窗台上的鞋子，又伸出头看看天气，眼神再回到鞋子，回到裙子，没有一件有感觉的，衣柜才会对衣服有感觉呢。我俯身打开衣柜，只能打开一点点，柜门都抵住床了。这没什么，我已经能看到里面的衣服了。衣柜里的灯泡早就坏了，我从床底找出一只电筒照到衣柜里。应该穿什么好呢？衫裤套装、紧身裤、黑色无尾礼服、一些80年代的复古肩垫；黑背心、85mm的高跟鞋。就像《红秀》封面上的詹妮弗·安妮斯顿，穿这些就像是在对生活说，放松，自在些。但是我很严肃地看待我的生活，我得穿正装。而这又好像是去参加葬礼一样，希望生活看到我这身装束不要想起什么和死亡相关的事。潘先生坐在一只露趾鞋上看吉恩·凯利在《锦城春色》里穿水手服的照片，我答应这几天会带他出去玩。在电梯里，我听到对门的邻居关了门。为了避免跟她同乘，我赶紧猛按电梯的钮想关上门，可是没来得及。

“差点没赶上。”她笑道。电梯门被她打开，一辆童车推了进来。她把童车推进这密闭空间，而我几乎被她肩上超重的婴儿睡袋挤到走廊上。“我发誓每天都得花越来越多的时间才能走出公寓。”她擦了擦自己锃亮的额头。

我对她微笑，疑惑着为什么她要和我说话——我们以前从不交谈。我的目光越过她，看着电梯上的楼层数。

“他昨晚很吵吗？”

我看着童车，“没有。”

她很惊讶地看着我，“他昨晚吵到半夜，肯定会有邻居来敲门的。他在长牙呢，可怜的小东西，脸都烧红了。”

我低头看了看，什么也没说。

她打了个哈欠，“还好今年夏天天气还不错，没什么比把孩子关在家里更糟糕的事了。”

“是啊。”电梯门开了，“祝你愉快。”在她回话之前我赶紧跑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