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笔挪用三千三百两。安东县遭受水灾后，城内低洼之处大量积水，短时间内难以排泄，监狱的墙垣经水浸泡，有多处塌倒，急须修葺；再加之灾荒之年，盗贼猖獗，必须设法巡缉，于城乡市镇设卡九座，派役防范，所需费用请领不及，募捐也未办到，只好挪用征存地漕等三千三百两白银。

第三笔挪用三千零六十两。道光十二年秋天，黄河水势猛涨，堤工险要，购料抢护，垫支地漕项下白银三千零六十两。

第四笔挪用四千七百八十两。道光十二年秋灾较重，冬季口粮缺口大，本城各镇穷民均须设粥厂赈济，不得已挪用水利、粜价两项的公款共四千七百八十两白银。

以上四笔款项共计一万七千零四十两，均为因公挪用。在调查中，人们没有发现冯立嵘有将公款挪作私用的情况，他在家乡也没有房产和田产，故无财产可以查封。同时还查明，冯立嵘在任之时，他的儿子冯清本历年游幕外省，对其父挪用公款丝毫不知，在他父亲去世之后，也没有隐匿财产行为，本人也愿意随处告贷，替父亲措缴所亏之款。至此，案情真相大白。

查明案情后，林则徐虽然对冯立嵘的做法有些理解和感动，冯立嵘挪用公款均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在林则徐眼里，法律是不讲情面的，对官吏的要求不能有丝毫松懈，否则就无法起到警示作用，他必须作出恰如其分的判决。为此，林则徐认真查阅刑例，找到这样一条规定：“挪移库银一万两以上者，发近边充军”，其中并不论因何挪用，所以冯立嵘挪用公款的行为适应此款。于是林则徐作出如下判决：

冯立嵘应依“挪移库银一万两以上者发近边充军”例，发近边充军，业已病故，应毋庸议。伊子冯清本未经随任，不知亏挪情事，应免置议。所亏银两即在冯清本名下著追。库书相汝舟，于本官挪用库项，禀阻不力，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革役。该故员寓所抄出衣物及未满期当票，饬令山阳县确估变价找缴，于亏数内核抵。

正所谓“老子欠债儿子还”。可见林则徐对法律遵守之严明，对官吏要求之严格，起到了对其他官吏的警示和震慑作用。

在上述案子发生之前的另一个案例，也值得介绍。1835年7月，江苏省宿迁县知县张志遂在审理一桩京控案中，因派出押解犯人的差役粗心大意造成案犯脱逃，遭到林则徐的严厉处罚。林则徐上报朝廷说，张志遂派人不慎，让案犯逃脱，如果仅摘去顶戴，不足以示惩儆，决定将其暂行革职留任，勒令其限期缉拿案犯，如果逾期抓不到案犯，即据实严参。结果张志遂在期限范围内依然没有缉拿到案犯，林则徐遂下令将其革职离任，留省协助缉查，等拿获案犯后，再行核办。可见林则徐惩治不称职官吏的严谨和严厉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