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造化似乎也特别恩宠于斯--吉县境内的地下深 埋着33亿吨优质煤炭和1000亿立方煤气。然而，就在煤炭这个“黑色的金子”使不少山西人一夜暴富之时，吉县人却在生存困惑和生命挣扎中守着那些宝贝疙 瘩无可奈何地哀叹“地下无挖的，地上无拉的”--没有开采资金，没有开采技术，即使把煤挖出来，也无法外运--上世纪七十年代“备战备荒为人民”时才有一 条弯弯曲曲的公路拐进了山里，而这之前，吉县通向外边的只有几条愁煞挑夫的羊肠古道。原吉县人大主任孙勤学至今还记得，“早先，县干部到100多公里外的 临汾行署开会都背着被盖走路，要走两天。只有县委书记、县长才可以骑个小毛驴！”

恶劣的环境使吉县的历史也变得沉寂，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汽车、摩托车、电话这些现代文明的产物，在不少吉县人印象中依旧是一个个陌生的名词。他们没有看过电影，更不知电视，其娱乐生活顶多就是在犁地时一边驾驭吆喝着牛马，一边哼唱几句带有高原色彩的山西小调。

那 时，除那些把衣服、被褥塞进蛇皮口袋到外地的打工族外，大多数人都未曾离开过吉县。熟透了的农耕文明使村民们如鱼得水似地在承包地里春种秋收，夏忙冬藏， 穿的是自纺的粗布，自制的布鞋，吃的是地里收获的棒子，在远离尘嚣，不被俗世牵绊的“世外桃源”里编织着宁静而迟滞的生活。

不了解山外的髙塬村民们也抗拒山外的文明。八十年代中期，山外的农民使用北京10号，太原663号等已更新了八九代的小麦品种时，吉县的农民们播种的仍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白秃麦”品种。

他 们已经习惯“收了麦子种棒子”，习惯广种薄收，习惯拒绝种植除粮食之外的任何经济作物。他们祖祖辈辈都坚持“以农为主，不思商贾”--即使需要卖点土特产 买回必须的盐巴、针线时，他们也会在赶集天把要卖的棉花、花生摆在街边，人躲得远远的，悄悄地等待“上钩的鱼儿”。

这些，都直接导致了农 民的贫穷--自从有了“贫困县”这个名词后，“国家级贫困县”这顶甩不掉的帽子便紧紧罩在了吉县人头上。县财政收入几十万元的纪录保持了几十年，全县十万 人口中，住窑洞，点煤油灯，吃玉米窝头蘸盐，一家五六口人只有一两床破被，被子上跳蚤、虱子乱窜的情形几乎是家家可见……

早些时候，“苹 果经济”的念头也曾在吉县人的脑海里萌动--1958年，后来成为山西省林业厅长的刘清泉在吉县当县委书记时，曾暗暗支持后任吉县林业局长的郭天才在红旗 林场种下了山西的第一个百亩苹果园。这个果园后来被当地人称为吉县发展苹果生产的“星星之火”。正是这个有着“星星之火”般意义的苹果园，才使如今五十岁 左右的吉县人在那个年代就知道了世上还有苹果这种水果。尝过的人至今都还记得，“那苹果酸酸的！”

当时，那“酸酸的”苹果并不是谁都能吃到，只有地区、省里的领导去了，吉县人才会削一盘招待客人。平时，谁家有喜事有病人或逢年过节想买几个尝尝，还必须得找领导对这紧缺的特供商品批条！

苹果这个稀奇的物种本来可以给吉县带来一次不错的商机，但在计划经济年代，它却和吉县人擦肩而过，没能升华为“苹果经济”，贫穷依然是吉县人必须继承的 “遗产”--连那个首先在山西搞了第一个百亩苹果园的全国造林模范郭天才在贫困潦倒中离世后，家中连个木凳也没有，唯一的“家具”--那个装衣服的“箱 子”还是个贴上一层报纸的自行车包装箱。

一位吉县籍的国家一级编剧说：我一生只拜跪过父母，但站郭天才的灵前，我忍不住流泪满面，双膝一弯，一下跪倒在地，边给他磕头边说，老郭，您一路走好！

编剧跪拜之时，不知他是因郭天才的廉洁而感动，还是为郭局长错过在吉县大力发展苹果生产而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