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印在塬梁沟壑上的“苹果政策”

历史不会遗忘，它把吉县苹果发展的每一步都深深烙印在了塬梁沟壑之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红旗林场苹果生产的“星星之火”悄悄燃烧到了吉县城边的桥南村。几个到该村考察的日本人评价说：吉县的土质种出的苹果可与美国的优种苹果蛇果媲美。

这 不只是一种土质就能成全的苹果质量，它还与海拔、光照、温差等因素有关。省内外著名果树研究专家汪景彦、牛自勉、张文和、花蕾、宗兆峰等人到吉县考察后都 曾在考察报告中说：吉县沟壑纵横，梁峁起伏，多数地区地处北纬35°,东经110°,光照十分充足，海拔780-1200米之间，年均无霜期172天。具 有得天独厚的苹果生产优势--专家们解释：海拔高，昼夜温差平均在12°以上，有利于苹果糖分积累，光照足，无污染，无霜期长，所产苹果果型端正、色泽红 润、皮薄质脆、香甜爽口、绿色安全……

吉县有1777平方公里土地，“具有得天独厚的苹果生产优势”的耕地就有30万亩，人均3亩--还不算那133万亩宜林地和可耕种的数十万亩坡地……

专 家的论证使吉县的数届领导们心里有了底，他们到任后几乎都算过同一笔账：一亩地栽30棵苹果树，每棵结100斤果共可收获苹果3000斤，而小麦的产量大 多四五百斤，最多也不过700斤。不同时期，苹果亩产收入的市价基本都是小麦、棒子的三倍左右。把苹果发展起来，县里就有了拳头产品，农民富裕了，县财政 也不愁无税可收（那时还无免农业税之说，水果产品税是12%）！

第一个想把苹果作为强县富民“副业”的是那个刚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吉县当县委书记的安康。他和县委一位姓李的常委在本县的东庄村搞小流域治理试点 时，提出了“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的生产模式。水利部、国家农委、林业部两次在吉县召开现场会，《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报刊对东庄村的张来宝承 包苹果地，苦钻技术管理好苹果树等事迹表彰后，安康乘机提出“吉县要想富，大栽苹果树”的口号。原桥南村党支书杨洪森回忆说：“一次，安康书记来村里检查 工作，围着20多亩的苹果园树转一圈后对我说：太小家子气了，要把挨着的100亩都栽苹果树！后来，我们按他的要求做了，每年的收入都在十五万元以上！”

像桥南村这种百亩果园，安康时代共发展了30多个。这30多个果园，成了计划经济时代农民赖以生存的“副业”和“小金库”。

继 安康之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县委书记张培华、县长黄有泉等人的“政策”可概括为“要脱贫，快栽烟；要致富，多栽树”。“政策”中虽把烟叶生产放到了突出位 置，但这届吉县领导促进苹果生产也真可谓用心良苦。不少吉县人还记得：“张培华书记经常利用晚上农村放电影的机会宣传栽苹果树。”有一次，他们跟着电影队 连着在中垛、柏山寺、东城等乡跑了八个晚上。而县长黄有泉等人则一次又一次地跑临汾、跑太原四处游说，动员银行等单位到吉县投资建起了20多个苹果园。

几年后，任俊发就任县委书记时，虽不敢把发展苹果堂堂正正摆上桌面，但“一、二、三调产规划”（每户村民种一亩苹果，二亩粮食，三分烤烟）和“九个样板十个点”“一户一个小果园”的苹果示范基地还是极大冲击了单纯的“以粮为纲”的经济模式。

行政推动的力度更是非同一般--县四大班子领导分头包乡，各部门派人蹲点包村包社。那时，领导在会上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栽好苹果树，就别回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