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安德罗波夫领导下的克格勃以“与人合作”为宗旨。对安德罗波夫来说，克格勃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是直接打压、监禁或抹杀他们的目标人物，还是改变他们的观念使他们成为克格勃的一员？第一种方法简单粗暴，要做到这一点十分容易。但与此同时，安德罗波夫及其同僚们也认为这是一种鼠目寸光的做法。第二种方法潜在回报巨大，但这却是一个极为艰难的任务，它需要娴熟的技巧、周密的计划、足够的耐心，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足以左右他人的影响力。2003年，普京为执法部门的年轻官员们开会时曾经这样说道：“世界上最复杂的工作莫过于跟人打交道。”

接管克格勃不久，安德罗波夫就宣布了一项组建新部门的计划，该部门被命名为“打击颠覆活动指挥部”，即克格勃第五局。第五局奠定了20世纪70年代克格勃的基调，此时进入克格勃的普京深深地感受到了安德罗波夫的管理风格。他甚至有可能在第五局担任过某个职位。该部门的领导人，菲利普·博布科夫在1995年出版的回忆录《克格勃和政权》中详细阐述了组建该部门的背景。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体制进入空前的自由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1956年赫鲁晓夫发表了著名的“秘密演说”，揭露斯大林时期的种种罪行之后，克格勃的工作进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处境。单纯地镇压只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安德罗波夫接管克格勃的时候，苏联全国爆发了很多自发的游行，抗议这种体制的压迫和衰败。安德罗波夫是1956年暴动时期苏联赴匈牙利的外交大使，所以他很明白事情能够闹多大，以及一旦抗议扩大化，就会更难阻止。

安德罗波夫“积极与人合作”的方法备受考验。博布科夫讲述了一个1969年发生在西伯利亚阿尔泰边疆的鲁布措夫斯克市的事情。一个货车司机因酒驾而被监禁，证据确凿，但却在拘留期间死亡了。基本上整个镇的居民都在抗议他的死亡。一个来自克格勃第五局的上校I.T.津帕克迅速被派往鲁布措夫斯克市处理此事。津帕克到达鲁布措夫斯克市的时候，城市主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一万多人，甚至还有人在煽动民众情绪。津帕克上校直接走到了人群中央，表明他受安德罗波夫指派，来倾听并传递他们的怨言。因此，他成功地使民众冷静了下来。博布科夫写道：“你也许会问，这（也就是倾听和处理民众的怨言）是否真的是克格勃的工作之一？不，并不是。但是所有人都这样做。”他还写道：“无论什么地方发生抗议事件，安德罗波夫都建议我们采取小心谨慎且灵活多变的方法。有很多人呼吁采用强制镇压手段，但是安德罗波夫却不允许部下采取冒险的方法，也限制他们采用极端手段。”鲁布措夫斯克市事件与普京在2009年介入圣彼得堡皮卡廖沃(Pikalyovo)镇的工厂相似，当时普京亲自出面安抚民众的情绪，并迅速平息了事态。

安德罗波夫更根本的要求是，除了大批民众，对待重要任务一定要先发制人。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工程师和白领人士也很重要。博布科夫写道：“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后斯大林时代，苏联需要的是与人民进行广泛的交流。”当时，安德罗波夫领导下的“新”克格勃以及克格勃第五局不仅引起了机构内其他强硬派的不满，同时也违背了执政党的统治理念。博布科夫说，在封杀一些作者（著名的移民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问题上，一向以开明自称的克格勃第五局与党派领导意见不合。安德罗波夫准备将这个问题汇报给苏联政治局，但是被告知这并不隶属于克格勃的管理范围。博布科夫写道：“我们很清楚，迟早需要处理这些问题，因为封杀得越厉害，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就会越尖锐。毫无疑问，终将会有人违反法律，所以，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