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书中，博布科夫讲述了一个他自认为非常成功的先发制人的例子。当时的异派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Roy Medvedev）在西方反共的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尽管他早已被共产党逐出家门，克格勃官员也曾警告过他过度批评国家体制将产生严重后果，但这都没起作用。梅德韦杰夫开始抨击苏联领导人以及共产党总秘书长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的时候，共产党命令克格勃处理此事。于是克格勃展开了秘密行动，安德罗波夫出于个人意愿暗中保护罗伊·梅德韦杰夫，借机与勃列日涅夫对抗，以获得相应的权力。所以博布科夫别无他法，只能亲力亲为。他只身拜访梅德韦杰夫，一边喝茶一边和这位异见人士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

（在那次谈话的过程中）我同时看到了对方在逻辑上所暴露出来的劣势和优势。我明白他的哪些观点是正确的，哪些观点是错误的。对于我来说，了解这一点很有必要。我很欣慰这次会见颇具成效—梅德韦杰夫不再与 （西方）反共出版商合作，他也不再出版《政治日记》。此后，梅德韦杰夫只与共产党新闻媒体打交道，并开始明显向社会主义框架中的多元化倾斜。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梅德韦杰夫开始与西方共产党人进行合作。现在，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影响他，防止他发表反共的言论。

博布科夫写道，梅德韦杰夫一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了能够“与人合作，并将他们的潜能运用到思想工作中”是多么重要。在博布科夫看来，他与罗伊·梅德韦杰夫之间的交涉是安德罗波夫领导下克格勃典型的“开明”秘密服务方法。从理论上讲，克格勃的目标是通过一对一的交流来说服某个人对事业奉献忠诚。在实践中，要是没有高压政治或其他一些严重后果作支撑，这种劝说方式永远也不会行得通。高压政治的实现总体来说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例如普京和祖布科夫（Zubkov）在圣彼得堡的金融信息库，以及俄罗斯的金融监测局，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保存有破坏性的信息。

对克格勃的情报人员来说，理想招募结果基本上就是达成一个互利互惠的交易。这种交易靠巨大的威胁做支撑，一旦违背协议，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情报人员必须保证这种威胁行之有效。如果目标转而寻求他人的庇护，交易就无法正常进行。在克格勃职业生涯的某个时期内，普京很可能也参与了双重间谍的招募，这又增加了形势的复杂性。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双重间谍的人往往不会支持招募者的事业，甚至会对这种事情表现出无所谓或者反对的态度。如果普京曾经做过双面间谍，可能性最大的就是1985－1990年在东德进行“光线行动”期间。招募和管理双重间谍这一任务要比普通情报人员的工作更为艰难。这项任务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同时也需要更强有力的威胁、更冷酷的作风。

在2000年的一次采访中，俄罗斯乌拉尔彼尔姆州副州长瓦列里·亚历山德罗维奇·休金（Valery Alexandrovich Shchukin）谈到自己在克格勃的职业生涯，强调说克格勃的工作是“政治家的附加”。

休金比普京年长几岁，也是一名克格勃特工。和普京一样，休金被安德罗波夫招募进了克格勃。他和普京几乎在同一时期就读于克格勃学院。在彼尔姆当地的报纸《红星（Zvezda）》中，休金解释了安德罗波夫是如何招募克格勃特工的：

我之前的职业和教育经历并不符合克格勃特工的要求。但我的弟弟已经在克格勃任职多年，因此，他们严格地审查了我的申请书。毕竟不只是炼金术师和矿工需要家人共同工作。重要的是，在安德罗波夫时期一切皆有可能。我们甚至将另一个党派—共青团（Komsomol）‘招募’进了克格勃。而这次招募只需要保证不凌驾在党派之上即可。这就是为什么有十多个共青团积极分子和我同时在克格勃高等学校就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