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堂里渐渐拥挤起来，面向南京东路的门口积聚了许多人,那些人手里都拿着一只统一写着“卷宗”二字的牛皮纸大信封，好像来交什么东西。看上去，他们彼此大多认识，但却很少交谈。然后，他们的队伍寂寂无声地延伸而来，却不是进咖啡座里，而是一直走进酒吧。酒吧原先“马与猎犬”的名字还在石头的门楣旁，但看这些男人们惶恐和自惭形秽的样子，显然不是去酒吧间喝点什么这么轻松的事。

夏工之在人群里找到一张熟悉的面孔，那是荣毅仁。他在照片中见到过这张脸。

他穿着深色的夹大衣，领口露出一条雪白的衬衣领子，与爹爹当年的装扮很相似。实际上，爹爹与他当年还算是圣约翰大学历史系的同系校友。荣毅仁英俊挺拔，比队伍里的其他人差不多要高出整整一头。虽然他看上去文质彬彬，非常内敛，但他也有成竹在胸的威严。荣毅仁手拿一只牛皮纸信封，随队伍缓缓向酒吧移动。

接着，他又认出在队伍里的刘鸿生和郭琳爽，还有郭棣活和胡厥文，那队伍里唯一的女人是汤蒂因，她端正的圆脸上有一对意志坚定的明亮眼睛，在男人们的队伍里格外醒目。她是上海的金笔大王。

这是1952年4月。站在沙逊大厦墙根下的队伍走进了大厦。当年这里是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办公室，是“五反”运动中上海市委最终圈定的三百零三个著名资本家集中学习过关之处。

经历了从1月到4月，上海两百多个资本家和小业主经不起“五反”运动冲击而自杀的黑色早春，经历了身体上的冲击，经历了道德危机和自尊心崩溃，幸存的资本家最后被集中到了这里。夏工之日夜动员爹爹自新，在吃饭时说，甚至在爹爹睡觉前刷牙时，靠在厕所间的门框上，也要说上两句。有次说得太急，口中自动说出一句：“你不要影响大家的政治前途！”自己却被这句突如其来的话吓住了。这不是别人天天灌进自己耳朵里的话吗？这一日，它终于自动跳到自己舌头上来了。就好像在清水里滴进去墨汁，顷刻，满盆皆乌。

当时爹爹头上戴了顶二妈用蓝色丝线勾的压发帽，满嘴牙膏沫，好像没听见一样，手上却顿了顿。

其实，他想说的是：“你难道真是要钱不要命的吗？”不知为什么却没说出口。

那时正值上海老板的自杀风潮，有人夫妇双双在七层楼公寓自杀。有人从国际饭店的屋顶花园跳下来，自己没摔死，却砸在过路的黄包车上，将黄包车夫压死了。还有人怕自己跳黄浦江自杀，死不见尸，会被怀疑逃亡，连累到家属的生活，孩子的前途，就选择跳楼自杀，而且事先在衣服口袋里放好注明自己身份地址的小纸条。

夏工之心中一笑。父母双无的孤儿，这就是今天他已然成为的角色，可见怕终究是没有用的。

这队人身上有种二战时犹太人身上诡异的惊恐气氛。他们在金黄色的灯光里晃动着深色的背影，如履薄冰般走在闪闪发光的大理石地上，他们头上金光灿烂的八角亭好像天堂的入口般华丽，他们的衣服却摩擦着发出呜咽般琐细的声音，好像行尸走肉。那就是最后一夜，夏工之在父亲终于答应自己将家里所有浮产全都退赔，绝不留一片金叶以后，从大菜间的桌前站起来，摇摇晃晃走回卧室时的样子。父亲的背影像刀刻一样留在夏工之的眼底，从未淡去。

郭琳爽宽大的脸上有种隐忍的不快。荣毅仁的脸上什么不快也找不到，只有深如渊壑般的镇静。他们都面临着将两代人创下的庞大家产悉数交给国家的命运，但郭琳爽脸上的不甘衬托出了荣毅仁的抱负。这个荣家的庶出子实在是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