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全面向工作组投降的那个资本家，瘦高个子，身穿一套薄呢的人民装，戴着人民帽，是南下干部的装束，却没有人家的气势，让人想起“沐猴衣冠”这四个字。如今人家要他说自己做过什么，他就说自己做了什么。所以，他是来给这些人做榜样报告的。相比起来，爹爹虽然灰溜溜的，却还算周身工整。能看出来，这队列里的大多数人都已崩溃，虽然还勉力支撑着体面，但内心已像爹爹那样放弃一切是非判断，只有荣毅仁，他像漂浮在惊涛骇浪上灯火通明的巨轮，漂浮中有任重道远的沉稳与坚强。

政府将选择过的重要资本家集中到华懋饭店交代五毒问题，保全了他们在工人中的面子，防止他们自杀，也逐个作实了他们经营中的五毒。“我们就像生了梅毒的人，表面上看看个个都好，可到医院检查，个个都有暗病。”这是日后上海的统战官员周而复的小说《上海的早晨》里，资本家们聚餐时的对白。夏工之在偏远寂寞的边陲，工余细细考据这段被迅速湮灭的历史，他想象着爹爹将自己比喻成梅毒患者，他体会到这个比喻里晦暗并受辱的心情。

这是1952年，资本家们从旧时代的佼佼者直落向一个被强力消除的阶级，他们终于明白，自己已从上海民族工业缔造者的身份，转变成没立足之地的罪人。这一年的四月，冠生园老板洗冠生被工人围困在办公室里两天后，跳楼自杀。而荣毅仁却从华懋饭店学习班里冉冉升起，成为由毛泽东首肯的全国第一个红色资本家明星。

夏工之跟着这行队伍，一直相跟进酒吧里。

原来那里放了一排排的长条木凳子，布置成会场的样子。吧台里没有穿白衣的酒保，没人将调好的鸡尾酒递出来，是穿黄色军装或者蓝色列宁装的人高坐在里面，资本家们在外面，鱼贯地将他们手中的信封交过去。吧台后面放酒的架子上，贴了各种白色纸条，上面分写着五金组，纱厂组，医药组等等各种行业的小组名称。从北京特派到上海的“五反”运动领导薄一波，将这三百个人按行业分入不同的小组，让同行业的知情人互相监督交待情况。检举别人企图隐瞒五毒的人算有立功表现，可减轻自己的五毒罪责。如此布局，诱发了人性最阴暗的潜物质，一举击溃了资本家最后的栖身之处。荣毅仁先是坦白违法利得二百八十亿，随后增加三百多亿。郭棣活坦白了一千亿以上。到再次坦白时，郭棣活宣布他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资财合计即达到一千零九十七亿元，荣毅仁则拿出两千零九十六亿的天文数字来。夏工之还记得爹爹最后向自己承诺的数字，当时自己以为也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其实，他们只是太老实了，不晓得如荣家那样计算，让自己先过了关再做计较。不晓得这其实是通向新生活的唯一血污之路。

直到如今，夏工之还是懊恼不已。

交了信封（他猜想里面就是一次次加码上去，终致骇人听闻的五毒认罪材料，最后连逼讯者都不能相信，却最终令他家徒四壁），他们依次坐到长条椅上。他们的身体已经开始小心翼翼，双手规矩地放在腿上，顶多插在衣袋里。他们面对着一个主席台，主席台后面的墙上贴着一长条标语：“自动彻底坦白并能戴罪立功者从宽处理，抗拒坦白威胁职工者一定严惩。”标语的下面是一幅宣传画，画上有个穿黄色军装的解放军用手狠狠地直指过来。那是幅很有气势并直指人心的宣传画，但他想到的，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本土的参战宣传画，同样的构图，同样的姿势，同样的透视效果。

他们黑压压地坐满了沙逊的酒吧。民族资本家们的骄傲荡然无存。如今他们更像一块放久了的生猪肉那样，散发出腐烂无望的强烈气味，让人不禁想掩鼻而过。一个外国人在回忆录里写到上海，说上海是个有乐观主义血统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