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正凭借年龄的优势抱着猫在这世界上胡作非为，并且预备变本加厉的时候，巴特也来我家道别。他身边服服帖帖站着一个陌生女人。那女人不漂亮，至少在我眼里没有任何吸引力。我当着那女人的面指着巴特大声说：“巴特叔叔，你是个笨蛋。”我看见一个近三十岁的男人在我面前显得有些发窘。

父亲为此对我吼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后来送走巴特，我才奇怪父亲怎么会发那么大脾气。母亲告诉我说，巴特没有父母。一种“同情”疯狂地占满了我小小的心灵，只是没多久，那种同情又消失殆尽。心灵这东西有时极其地靠不住，尤其是孩子的心灵。成年后的我有时会这样想。

巴特走后的第二个星期，我也随同父母迁居到另一座四季分明的大城市里。我将六岁以前的记忆定格在那座小镇。那小镇埋葬过几只我心爱的猫，除此之外，再没什么值得人留恋的地方。六岁孩子的记忆空间太有限了。

待我十岁那年才听说，我的出生地——K镇在我们离开不久的一天夜里被沙尘掩埋了。是否人们都预测到末日的来临而四散逃离，躲过一场灭顶之灾？我不知道。那小镇真的消失了，在本世纪是不会再露头角了，它成为了一片寂地。若干年之后，它将会适时出现而炮制出几个发现者，由此产生一两个国家级或者世界级的考古学家。我在年龄与年龄的挂钩处触摸记忆之门时，脑海的边缘矗立着一座似曾相识又几度陌生的如海市蜃楼般的古城。我的思想极为荒诞地耻笑着这个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想法，思想之间的耻笑往往会造成极度的误解。

岁月的车轮如火如荼地旋转，心事重重地辗压着街道和过往的路人。我的身体非但没有因为岁月的成长而饱满起来，反而显得更为单薄，轻飘飘如一张飞旋在风口的纸片儿，停不住地飘零。

面对飘零，我竟无力对自己喊停。我知道，无法停止的，永远是心的飘零。我静静地躺在情意绵绵的床上，闭紧双眼，用眼睛后面的眼睛感受这个充满奇异事件的空间。蓝天、树木、枯草、残垣断桩、锈铁水洼、纯粹的阳光和空气以及和风细雨、斜阳，我一遍一遍在心中默数它们遗留的烙痕，然后又渐渐与它们疏散、道别。我用记忆折磨记忆。

迁居到这座城市来的最近几年，我一直躺在床上。我不认为我患了病，这似乎只是生命中的某种需要。令我惊讶的是，我却从未为这样的囚禁生活流过泪。相反，我倒更喜欢这样的蛰居生活。医生说，你必须这样生活，一直到死。我问为什么，他说不知道。我便如一个逃命的人，逃避外面的阳光和空气，用微薄的能力过起了幽闭的生活。我必须在白天拉严窗帘，在午睡的时候扣上门闩。我适应暗室，像猫。我的电话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同一枚安静的摆设。我慢慢习惯了这种与世隔绝。

我依然喜欢被猫陪着。我孤独，猫也孤独。我睡倒在床上，什么都不做，甚至不思想。天花板几乎要被我的那双又黑又大的眼睛望穿。

我得了什么病？不知道。其实，我什么病都没有。我可能是不愿意面对外面纷乱、嘈杂的世界。所以，被医生诊断成了病。我这病还有一大特征，白天看不清东西，夜晚把一切看得一清二楚，清楚得令人心悸。

我的生物钟被莫名其妙地颠倒了。

在潜意识里，我可能是在等死。我捧着镜子的时候，才会重新发觉自己那么年轻漂亮。其实，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在等死，只是死亡来临的方式、地点和时间不同。死无以预测，我却每天都在预算自己的死期。直到有一天，那个电话铃突然响起来为止。那电话固执地响着，那声响让我惊恐万分，我浑身每一寸皮肤每一根神经每一枚细胞都在我的听觉的过滤下颤抖起来。我的手抖动着，不敢，或者说不晓得该怎样下手去接电话。我像突然得了帕金森症的患者。

“哪位？”我终于拿起了话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