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不死不活的单位里，我是他们眼中最不具有任何价值的一员。虽然，闲人远不止我一个，一包烟，一杯茶，一张报纸翻半天的写照似乎是针对所有行政人员的。或者，关起办公室的门来静声静气地下象棋，按捺不住时，大吼一声，楼道里听得一清二楚。刚开始心里一怔，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后来习惯了，一笑了之。再后来，充耳不闻，抽各自的烟，喝各自的茶。或者，关系好的，悄声说点各自的事，谁也保不准第二天不会传开，但还是想做危险倾诉。要不，就无聊地说说昨天在家里看到对面四楼住的王科长家里的事，说他老婆从卫生间出来，边提裤子边往客厅里跑，连里面什么颜色的内裤都看得一清二楚。是那种老派的红底布满碎花的内裤，肯定是王科长亲手给他夫人缝做的，因为王科长不仅会烹饪，且缝纫机玩得相当好。又有人故作不平说，这就是住楼房的弊端，楼挨着楼，一块块玻璃窗跟监视器似的，只要没拉帘子，谁家有啥事便看得一清二楚。

你没事总盯着别人家的窗子干啥？什么叫缺德？这就是！有那闲工夫还不如在马桶上坐一会儿，清仓处理大甩卖，把肚里的货整利落了，第二天脸色赛貂蝉。

貂蝉啥样？你见过？

不管啥样，人家的脸肯定是白的。瞧你那皮肤，灰暗蜡黄，斑斑驳驳，那全是毒素，你明白吗？

接下来，自然免不了一顿唇枪舌战，相互贬损，不分胜负。

下班时间一到，立即收兵，打道回府。回头也许忘了这档子事，而与对方发生利益冲突时，便又咬牙切齿。

我曾经试图融入其中。在朋友群里字字珠玑、经纶满腹、幽默俏皮的我，在同事面前总也搭不上腔，显得木讷笨拙。他们所认为的幽默，在我听起来显得那么苍白，我搜肠刮肚也没能把笑拽出来。我还是回到我的办公室静静地待着，捧本书，耳朵被隔壁的噪音骚扰，眼瞅着日升日暮。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也是眼瞅着日升日落，可人家种出了养命的庄稼，粒粒颗收。而我呢，我不仅没有粒粒颗收，反倒让时间把我的生命无偿地粒粒颗收。我的内心由此倍感焦虑。我竟然生发出要在某期刊物上登则征婚启事的念头。远嫁到某个生机盎然的庄园，种几棵会开花结果的大树，和一个陌生而善良的男人，那个可能会成为我爱人的男人共度此生。忽然，我因这近乎荒诞的念头而掩面窃笑。

那单位纯粹是一个樊笼，一个分着等级的阶梯式樊笼。樊笼里有精英有糟粕也肯定有弥足珍贵的稀世天才，可偏偏就缺了伯乐。精英，有头脑糊涂、自鸣得意的精英，也有真正的精英。真正的精英少之又少，不面临灭亡也属濒危人种。最致命的是，精英自己都辨别不了自己是否精英。

我的部门领导算是某个团体中的一个精英。可他偏就长了三副面孔，一副是奉献给提拔他的上司的，谁都不常看见；一副是给他老婆的秘密面孔，谁也没法看见；剩下的那副面孔就是给他所认为没什么现实价值的下属的，我是那其中的一个，在那副面孔里，我知道了自己其实连个棋子都不是。

我想到辞职。就在我还没把辞职的想法公之于众时，我的身体像个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蜂窝煤那般被遗忘在家了。我被释放了，这释放也割断了我的生活来源，我得自己给自己找饭吃。我终于逃离了那个樊笼。躲在自己的樊笼总比进出别人的樊笼要过得从容些……

我将头枕放在自己的一只手臂上，用梦境梳理梦境。

我的蚂蚁们也平息在厚实的纸页里，巴望着什么，似乎是在巴望着我，想让我再腾出思路与它们交谈。而我没有心思。那个奇特的电话，电话那头的那个男人的声音仍然时不时地占据着我。我在奇怪，这是不是由于我孤独的缘故，但又不全是。孤独更多的时候像一堵摇摇欲坠的土墙，你可以推倒它，也能够重建它。

电话响起。我如电击般地抓起话筒。一个男声响起，在我耳边说：

“我要米诺。”

还是那个“要”字，这个字要命地击穿了我的心，波及我全身的每个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