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止一次地悄悄观察过她,甚至令我想起电影中看过的“文革”时的罪人,像那些人已经习惯扫地的样子。
让人不解的是,作为团支部书记,她并没有发动大家一起干,而选择了独自一人,默默地。有人也加入过,嘻嘻哈哈的,但没一个人坚持下来。只有她每天扫个不停。
她是不是要把扫地进行到底,直到世界末日?为什么?为什么她要没完没了地扫?为什么她要选择做这件事情?学雷锋?
而生活开始有更多一些的选择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她的平静给我一种既简单又深不可测的感觉。不过,各家门前的确比过去干净多了。刚扬手要朝门外扔东西,马上就意识到了。
“学雷锋标兵,”也有人讽刺说,“扫地也能扫出个‘标兵’来?”马上就有人反驳:“那你也来试试?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三天你都坚持不了。”
我一次也没有加入过扫地的行列,也不认为有这必要性,也清楚自己绝对坚持不了,扫个一次两次还可以。在那个年龄,我对雷锋怀有的是理论上的敬仰——平凡而伟大,我似乎没有太大感觉。老实说,我真正心爱的英雄还是保尔、卓娅、林道静这些具有浪漫色彩的人物。但看她鼻尖挂着汗珠,微微喘息着,我有时盼望下场雨。
孙玲说,全厂的年轻人,她最佩服的就是她——玉容。因为同是成都人,两人集训时恰好住同屋,玉容对她亲如姐妹。孙玲本来是最不热心公益的,可有时也默默跟着一块儿扫地。而玉容不管那些,荣誉也好,讽刺也好,只管扫地不止,就像愚公挖山一样。可是她的脸色日渐苍白而且萎黄,宽宽的脸盘缩水似的窄小了,颧骨更高了。
她病了。医院诊断说是尿毒症,必须回成都治疗。临走的那天,孙玲也下山去送她。玉容对孙玲安静地笑笑,说过几天就回来了,再找她玩。不久,传来她的死讯。
孙玲哭了,眼睛肿得像两只水蜜桃。我没有哭,我的悲伤来得较为迟缓。当初对她愚公般的行为本来就大惑不解,甚至有一点不以为然。她为什么要扫地?现在,已有专门的家属工来干这事了,谢天谢地。有些年轻人表面上赞扬:“学雷锋嘛?”可我瞧见她们转身那一瞬间嘴角不屑地一撇。她想要证明什么,或者要确立什么吗?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她生命的消失随风而逝了,不知飘向了何方。
孙玲坐在床边抹泪,我站在窗前,眼睛望着窗外在冷风中摇曳的凋草。一个想法倏然划过脑际,她,玉容,是不是早已有了某种预感呢?于是便用这种方式将自己渺小的生命留住?一个手执大扫帚的姑娘,那种用光秃秃的细竹枝做成的“铁扫帚”,在寂寂的山间发出单调的声音,“沙、沙、沙……”电影特写镜头似的。谁又能将这镜头忘记?想忘也忘不掉。迟来的泪水,终于从我脸上滚了下来。我转身,坐到孙玲的身边,将手轻轻搭在她那潮乎乎的肩头上。
“心里真是空荡荡的。”孙玲说。泪水又如同决堤的河坝,汹涌起来。一种突然而至的恐惧如大雾般猛然罩住了我。头一次,感到了生命的脆弱,难道生命像雾一样,随时都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过去,从来没有意识到人是会死的。这太可怕了。
我紧紧地搂住孙玲的肩头,那肉感的温暖的实体,以此来驱赶突然而至的恐惧。忽然想到了阿娜,不,我赶紧一甩脑袋,仿佛要甩掉某个附在头上的不祥之物似的。不会的,阿娜那么健康。
现在,我同阿娜见了面,总要交谈几句。而且她比较主动,我则往往表现得淡淡的,比对别人更要淡然一些。其实我并没有刻意这么做,下意识罢了。可我还是做不到从容不迫,像她那样,仿佛她一生下来就在一种叫优雅的奶汁里浸泡大的。跟谁我都做不到。我太容易激动,举止笨拙而又生硬。这让我很恼火。我的脸色总是将我的内心暴露无遗。只是对阿娜,我掩饰的较好。
自从玉容死后,孙玲像没妈的孩子一样依恋我。其实她还比我大两岁呢,跟我一样也是初中生。但这种友谊有点家常的味道,颇像一对老夫妻:舒服,但是平淡无味。她长得好像一只熟得恰到好处的大苹果,红彤彤的,脾气虽火暴些,可心眼好,没有一点怪癖,从不东想西想,不像我。从理论上讲,她不属于我感兴趣的人;但我还是喜欢她,喜欢她的善良,喜欢她的实实在在热热乎乎的劲儿。我们是在一起过日子呢。
但我心里是有空洞的,很深很深的空洞。在我心灵深处,渴望的是远方的蜃景,渴望心灵的撞击,火花四溅的那种友谊,渴望分享思想(越离经叛道、越稀奇古怪越好),还渴望分享知识,分享某些不愿为外人道的隐秘情感,渴望进入迷宫般的心灵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