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向弟弟，冷笑了一下。“好像当作家就跟夹桌子上的菜一样容易似的。”弟弟也哼了一声。

“当然啰，要当丁玲那样的，还是不容易的。”母亲又说。

“丁玲算什么？”弟弟说。不是弟弟特别瞧不起丁玲，而是中国的现代作家，弟弟心目中好像只有鲁迅。

桌子上的气氛开始紧张。

尤其爸爸，显然他在极力忍住气。那两年，父亲的脾气是越来越暴躁了，是不是进入了更年期？此外，我猜我和弟弟都使他深深地失望了，这也可能是他脾气暴躁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我和弟弟都不安于本分。弟弟不喜欢他所学的专业，经常旷课，成天把精力花在大部头的什么西方哲学一类书上；而我呢，早已失去了当初大唱《石油工人之歌》的豪情，根本就不安心工作，要么想当作家，要么想远走高飞，至于想干什么自己也不清楚。他指责弟弟太狂妄，也批评我不安心本职工作，好高骛远，这是青年人之大忌。

父亲曾是老石油报的记者，一辈子为石油系统踏实勤恳地工作，父亲说的固然是正理，但我们哪里想听呢？

很久很久以后，我才能体会到父亲当年对我们，尤其是对我的失望之情。他多么希望我们能走正道，也就是大家都走的大道：读书的就好好读书，学好自己的专业，以后学有所长；工作的就好好工作，最好能拿个劳动模范回来。

因为出身问题，一贯工作积极的父亲连党都没能入，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他多么希望在我们这一代身上实现他的理想啊。然而，我们使他的希望落空了。

妈妈还好，多少还带点嘲讽戏谑的神情，她讥讽弟弟只崇拜外国人。

妈妈比爸爸更加现实一些，对我们并不抱更高的奢望，只要我们安安稳稳地生活、踏踏实实地工作就行了。

然而这，我们也不能遂他们所愿。

我们恰恰不愿意“安安稳稳地生活，踏踏实实地工作”，如果让我们选择，我们宁愿选择“疾风暴雨的生活，轰轰烈烈的工作”，这才是问题所在。

“也许是，但也不尽然。”弟弟倒也保持着游戏的风度，他说崇拜的外国哲学家的名字倒是一长串。我要他说出都有些谁？“算了，说了爸妈也不知道，也不感兴趣。”

爸爸火了。“我们不懂，就你才懂？”在我们家里，可以跟母亲开玩笑，跟父亲不可以。

“本来就不懂嘛，何必不服气嘛。”但弟弟脸上还是挂着笑，口气依旧带着小心。

可是爸爸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他大声斥责弟弟，嗓门提高了两倍。

弟弟也生气了；但还是极力压低了声音，控制着语速：“爸爸，你不要以你的意志强加于人，这也办不到。本来就够痛苦了，回来还要怄气。”最后一句话隐约透出哽咽之声。

“痛苦？年轻人有什么痛苦？”爸爸生硬地反问道，他认为我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当然，说到底，我们没有经历过真正艰难的岁月；但是，谁能说精神上的痛苦比肉体上的磨难更容易忍受？

“年轻人没有痛苦？”弟弟摇摇头，反倒笑了，那是一种可以称之为“上绞刑架的笑”。

“你说什么？”爸爸被激怒了。

弟弟放下筷子，站起身来。

妈妈喊了声：“三娃！”

我却对爸爸叫道：“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不了解我们心里有多少痛苦。”

弟弟掀开帘子，出门前，他回头说：“还是那句话：人生是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