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马基雅维里一样，我常常在夜间读书，而在上午写作。夜间，我享受阅读时的寂静，灯光呈三角形照下来，把我的书架一分为二。上面的高层图书消失在黑暗中，下面照亮的部分得到特别照顾。这种光明与黑暗的偶然区分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凌驾其上的是另一种秩序：我本人的记忆力。我的书斋没有图书目录，我亲自把这些书放在书架上，只要想一想整个书斋的布局，就能找到各种书籍的位置，所以光明或黑暗对于找书不起作用。这种记忆中的秩序只凭我心中的场景，就像一个观测星象的人能够有条有理地把星宿的位置指得清清楚楚一样。但是，书斋也反过来映现出我的心理结构。书斋里书架的有意而任性的安排，各类题材的选择，每本书留存的亲切经过，书页中某个时代或某个地方留下的痕迹——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位特定的读者。敏锐的观察家根据我的书就能识别出我是谁：一本破烂不堪的布拉斯·德·奥特罗（Blas de Otero）诗集，史蒂文森的许多作品，侦探小说占很大的份量，文艺理论只占很小的份量，书架上柏拉图很多而亚里士多德很少。每个书斋都可算是主人的自传。

在法国南部阿尔比（Albi）的圣塞西尔大教堂（the Cathedral of Sainte Cécile）, 有一幅15世纪后期的壁画描绘末日审判的情景。在一条展开的飘带之下，被召唤的许多灵魂齐步走向最后的命运；所有的人都没穿衣服，庄严地把一本打开的书捧在胸前。在这一群复活的读书人中间，“生活之书”被分解为一套又一套个体书卷，正如《启示录》所说的那样，死者将“按照书中写的材料受到审判”。［207］上述的观念到今天仍然起作用：我们的书将证明我们无罪或有罪，我们的书显示我们过去怎样，现在怎样，我们的书分享“生活之书”配给我们的篇页。我们因占有的书而受到评判。

书斋显示主人是什么人，不仅在于主人对图书的选择，而且在于选择产生的联想彼此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的每一个经验要靠别的经验来支撑，我们的每一个记忆要靠别的记忆来充实，我们的每一本书也要靠别的书来丰富或改变其内容，赋予它文学词典之外的意义或经历。经过如此长久的时间，我已经无法清理所有书籍之间全部复杂的联系，它们彼此间的连结方式。如果我朝一个方向前进，那么，玛格丽特·劳伦斯（Margaret Laurence）的非洲故事会在我的记忆中唤起伊萨克·丹尼森（Isak Dinesen）的《走出非洲》，而后者又使我想起丹尼森的《七篇哥特小说》；由于柯萨林斯基（Edgardo Cozarinsky）曾向我介绍过丹尼森，我就会联想到他评论博尔赫斯和电影的书，由此又回过来想到罗丝·麦考莱（Rose Macaulay）的小说集。很久以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和柯萨林斯基在闲谈中说到了这本小说集，彼此都很惊异这样不出名的书还有第二个人知道——这张复杂的网到此便中断，我想不起再通向何处了。我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象蜘蛛一样，能够织网跨越无法测量的空间，比如说，从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哀歌》开始，连结到阿卜杜勒·拉赫曼（Abd al-Rahman，731—788，  安达卢西亚后伍麦叶王朝的创建者。750年，伍麦叶王朝被阿拔斯王朝所取代，他躲过阿拔斯人的搜捕屠杀，伪装出逃，途经巴勒斯坦和埃及，历经艰辛，于755年到达北非休达，在母族柏柏尔人的罗斯图姆王朝的宫廷中避难。——编者注）从家乡西班牙流放到北非后写的诗篇。这些联系并不只是偶然产生的。读书的顺序不同，书的内容也随之改变；在读《基姆》之后读《堂·吉诃德》和在读《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之后读《堂·吉诃德》，是在读两本不同的书，由于读书人旅行、友谊、冒险等经验不同而带上了异样的色彩。这些万花筒般的书，每本都在不停变化，每次重读都给它一次扭转，一个不同的结构。也许，每个书斋或图书馆都是难以最终定论的，因为它和人的心意一样不断反映自身，每次反映就增加一次几何形象。然而，我们对于具体书本组成的图书馆总期待着精确的描述，对心中的图书馆则可以灵活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