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流动的心中图书馆过去与现在都不少见；在伊斯兰世界它们更具有代表性。虽然《古兰经》很早就有文字记录，但大多数古代阿拉伯文学是依靠学者的记忆而长期流传的。举例来说，伟大诗人阿布·努瓦斯（Abu Nuwas）于815年去世后，并未留下任何著作，他的全部诗篇都记在心中。为了把他的诗写在纸上，不得不求助于聆听过大师朗诵者的记忆。因此，记忆的准确性就受到高度重视。在整个伊斯兰中世纪时代，人们认为通过聆听朗诵来学习比个人阅读学习更有价值，因为只有如此，文章才能通过心灵进入身体，而不是仅仅通过眼睛。作家公布自己的作品，不是将它写下来，而是用口传授给弟子；学生则通过聆听来学习。由于伊斯兰学者相信只有口头传授才是正规，记忆便成为伟大的图书宝库。具体的书本和手稿反而不如记忆重要，虽然在学校和清真寺里，这些东西也很受珍视。在一定程度上，图书馆（library）和记忆（memory）是同义词。

然而，不论我们如何小心，记忆中的文字总要经历奇异的衍变，有的分散为片断，有的萎缩，有的扩展得出乎意料。在我心中的书斋里，《暴风雨》（莎士比亚名剧，——译者注）缩减为短短几行不朽的诗句，而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的一个短篇小说《彼得罗·巴拉莫》则占据了我想像中的全部墨西哥风景。乔治·奥威尔在《射象》一文中的几句话在我记忆中变成了好几页描写与思考，我甚至能够在想像中看见它们印在书页上。一篇冗长的中世纪传奇小说《吞下的心》，我记忆中只剩下了书名。

我的书架构成的实在书斋和我记忆中不断变动的书斋，两者都不能长久保持绝对权力。时间一长，这两个书斋迷宫神奇地混合在一起了。经常发生的情况是，通过心理学家所谓的记忆持久作用（一种精神现象：某种观念在已经证明错误之后仍旧被认为正确），心中的书斋对纸墨的书斋终于占了上风。

是否有可能建立一个图书馆，其秩序模仿一种离奇的联想，不明内情的人看来是任意排列，而事实上遵从某种深刻的个人的逻辑？至少，我能想到一个实例。

1920年，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刚刚出任汉堡新大学（New University）哲学系主任，正在写作他开创性的《符号形式哲学》第一卷。有一天，他要求去访问著名的瓦尔堡图书馆；该馆建于三十年前，创始人为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根据瓦尔堡对宇宙的看法，哲学书放在占星术，巫术以及民俗学书籍的旁边；艺术概要与文学及宗教书籍紧密相邻，语言教科书与神学，诗歌，美术书籍挨在一起。卡西尔由助理馆长萨克斯尔（Fritz Saxl）领着穿过这个独特的书库，巡视结束后对主人说：“我永远也不再来了。如果再到这个迷宫来，我肯定会找不着方向的。”

多年以后，卡西尔解释他的困惑：“[瓦尔堡的]图书馆不单是图书的收藏，而是问题的目录。并不是图书馆的主题布局给了我压倒一切的印象，而是图书馆本身的组织原则，它远比主题的延伸更重要。在这里，艺术史，宗教史与神话史，语言文化史不仅摆放在一起，而且互相联系，围绕着一个理念中心。”瓦尔堡于1929年去世后，卡西尔把图书馆阅览室里沿椭圆形墙壁布置的书架比喻为“魔法师的一口气” 。对卡西尔来说，按瓦尔堡的复杂思想进行安排的书，就像普洛斯贝罗（Prospero，莎士比亚《暴风雨》剧中的魔法师。——译者注）的书一样，是他生命力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