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李安带着大儿子回台湾过年，父亲对他说：“我终于明白你在拍什么了，找《绿巨人》的带子给我，我想在家慢慢多看几遍。”这部拍在“9·11”之后的电影包含许多层意思：受惊后的恐惧，因恐惧而生的愤怒，曲折的父子关系，恋母情结，压抑……父亲究竟看懂了什么，李安没有问，但他看懂了父亲的心——他告诉父亲：累了，想退休，至少休个足够长的假，不再碰电影。父亲问：“你想不想教书？”“不想。”“那你没有办法，只有披上盔甲继续往前冲，停下来你会很难过的。”这是父亲平生第一次鼓励他拍电影，也是最后一次。两周后，父亲去世了。

李安电影的天分，借李岗的话，像麻将中的“五门齐”。电影的声、光、影、剪接，他都在行，会玩很多手段；他又深迷戏剧，懂得起承转合与冲突，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当年考大学两度落榜，帮他补习数学的台南二中黄重嘉老师到家里来，李安因为数学考了零分，觉得没脸见人，突然把桌上的台灯、书本全抹到地上，随后跑出家门——这可全是戏里主人公的派头。1976年，他有了第一台十六厘米摄影机，问父亲要的钱，托同学从香港带的。从摄影机的取景窗望出去，他看到另一个世界，可以取舍的，可以容他造梦、显影、留痕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那些被压抑的个人意图，可得到最大限度的伸张。

一百多年前张之洞一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出了一种在困局之中不得不变又试图在根基上自我保全的态度，为洋务派开新路，为中国人留面子；传到李安父执辈手里，就是新学育人、富国强民；传到李安手里，就是在电影里对东西方文化的扬弃——东方的伦理和情怀、西方的视角和手法。“到提升品质的时候，我们现有的东西不够用，就得借助西方，但中西混合也会出现不适应，我心里会有警惕。”李安是懂得体用互为表里的，进不到体内，终归用得浮泛——这也是西方导演拍摄东方题材时常表现出不够尊重的原因。

从《理性与感性》开始，但凡受雇于好莱坞拍西方题材，李安会把需要雇用私人研究员或艺术指导写进合约。在伦敦开拍之前，他大概做了6个月的功课。艺术指导露西安娜·艾辛琦领着他去博物馆、美术馆观看18世纪的画作，参观建筑、服饰、景观设计，了解当时人的体态模样和时尚，领会浪漫主义、大都会和工业革命的兴起，还学习了动物——狗、马、猪和羊。影片上映后，一堆人问李安：“你是怎么做到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熬夜弄出来的啦。”他已经会用英式的讽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