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到过屏东，对那里的自然环境有印象。

李安：我是在屏东出生的，我爸爸妈妈是在那里结婚的。可是我不记得了，我七个月就离开屏东到了花莲，10岁以前在花莲长大，后来到台南，一直到现在。

问：那是个什么样的环境，半乡村半城市？

李安：花莲是台湾东岸的一个城市。东岸是山，峭壁接海，它就在山跟海中间那个小小的半平不平的地方，依山傍海的，很有情调，我觉得它是台湾最美丽的一个地方。我是在那边度过童年最快乐的时光的。后来就到了台南，台南就很不一样。

问：怎么不一样呢？

李安：那是个大地方，花莲是一个小城市。因为中央山脉的阻隔，所以台湾东部开发得慢，一直到现在还是一样，西部、北部就比较现代化。那个时候到花莲的横贯公路很难走，从台北走北一公路，还有一个苏花公路，很险峻，悬崖峭壁的一条路。再不然就坐飞机，以前人们很少坐飞机，所以花莲一直有一点与世隔绝、独善而居的感觉，很淳朴。台南是台湾最早开发的地方，叫府城，类似首都。其实在日本人来以前，台北变为一个中心以前，最古典、最先进的都是在府城。

问：您看那些法国新浪潮、意大利电影时，都是在台南吗？

李安：那时候我已经到台北念书了。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电影，都是比较通俗的。

问：《梁山伯与祝英台》？（李安曾对外媒详细描述过这部由已故香港导演李翰祥执导、由乐蒂和凌波主演的黄梅调影片：当时他9岁，第一次看便哭得不能自已，以致影院里好多人循声来看是谁哭得这般凄惨。他后来可以把整套电影的歌曲和对白背诵出来。他父母也是一看再看。“我记得他们第三次去看这部电影时，正刮着台风，但他们仍顶着风去看。”）

李安：港台、好莱坞的电影，偶尔看到艺术片也不太晓得，只觉得这个片子很奇怪。后来到台北阴错阳差地上了艺术专科学校，才明白自己对这方面的喜爱，才有机会看艺术电影。

问：看伯格曼的作品也是在台北？

李安：对，到台北的第二年才开始。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影带、DVD什么的很常见，那还是胶片放映的年代，只有电影俱乐部。台湾以前没有什么艺术电影，那些片子阴错阳差地进来，电影发烧友就会组织电影俱乐部。我十几岁离开高中以后才知道这些事情，看过以后就这样改变了。

问：就掉进去了。

李安：开始开窍了。台湾和香港的电影其实是一种好莱坞次文化，就是学人家拍。大陆电影是从上海开始的，有那么一点点的老底子，从香港、台湾搬了一些器材去。刚开始都蛮简单，学拍通俗剧，也有一些写实剧，基本上还是因陋就简的。

问：您回过（江西）德安吗？

李安：还没有，我弟弟陪我爸爸回去过。我爸爸妈妈是逃到台湾的，刚到时是很苦的。因为台湾那时候刚刚脱离日本的统治，日本治理了50年，它有它的习惯，所以国民政府到那边以后不是那么融洽。我等于也是在两种文化里面，日本式的台湾文化和中原文化。我们算是外省人，以中原文化的传承人自居，父母他们觉得任重道远，所以在我们身上加了很重的中原文化的东西。我想他们对家园的怀念也是美化过的，不是很真切，就是一个更梦想化的地方，还有中国的历史，它在我的脑海里面一直是最美的。

问：所以，您对中原文化的认知里有很多想象。

李安：我没有直接见到，就是在脑海里形成的别人传授的想象。其实对美国的想象也是有的。那时候看好莱坞电影很憧憬，想象那是一个理想的国度，人都很漂亮，衣服也穿得很漂亮，心胸很开阔，建筑很宏大，不晓得那是电影。那是冷战时期，也是美国电影的黄金时代，所以我对美国的想象就像台湾人对日本人的想象，台湾的外省人对中原的想象。当我到了美国以后，认识就比较清楚了，它也不是那么回事。